当代2007年第6期-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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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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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嘉庆年间，各地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一亿四千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二亿九千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流民问题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烈火随时有可能再次燃起。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三倍。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的项目都出现了。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上访，各地民告官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官员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的主要生活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四、方针已定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木杆牛皮鞭……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已经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步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皇帝在《守成论》中谈到了“改革”问题。皇帝说，近来屡有官员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为祖制旧法已经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说，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思想倾向。他曾经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
皇帝说，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才智非凡。他们参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纵向比较，大清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军事传统，都远远超越以前的朝代，可以说尽善尽美，所以，才成功地把大清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极盛”之世。
当然，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祖先的政策是勤俭为政，节用爱民，而现在的官员穷奢极欲，大吃大喝。祖先的政策是轻徭薄赋，“永不加赋”，而现在的官员是层层加码，鱼肉百姓。这样下去，十分危险。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也许难以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是“祖制旧法”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确实，因为大清历代皇帝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验资源运用到了极致，所以康乾盛世无论是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
凡事物极必反，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超越了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