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5期-第9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可怜见
程绍国
程绍国 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知识分子11%的“右派”,过着二十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垫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样?够机灵吧,他们也被打成右派。邓友梅说,刘绍棠出事后,他在王府井巧遇王蒙,王蒙警告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春天至5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月8日出生的,而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心情活泼,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北京也像沸腾了一样。
突然,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他自己的家里。他家在北京当年台基厂那里。他们四人有些兴奋,有些惊讶,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家厅大,墙壁挂着书画作品,茶几上有好些水果。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它,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韦君宜开始不在家,后来回来了,她也插话,口气相同,她也要求林斤澜他们行动起来。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读过很多的书,出自“学运”,是学生领袖,就林斤澜个人说,对二位印象挺好。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尽管是傻了一会,刘绍棠还是明显有些兴奋,说必须要行动起来。邓友梅、从维熙说了些什么,林斤澜今天已经忘记了。而林斤澜个人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
当时很快,在北京,在全国,“鸣放”如火如荼。这火是毛泽东、共产党自己烧起来的。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异常来劲,几乎天天开会。他身体敦实,大约操劳过度吧,头顶“荒芜”,因而多少现出点老态来。
文联有一个小礼堂,实是一个大房间。工字桌、办公桌在大房间高低拼拢来,排成一长条,人便绕着长条坐下。这是一圈人,后面还有一圈人坐在沙发上,沙发摆在墙边四围。大家煞有介事,都掏出笔记本。田家坐在长条桌的横头,他是行政负责人,主持会议。这样的会议,老舍基本上是坐一边,连配角都谈不上。田家发言,大家也一一发言,林斤澜也曾发言,林斤澜发言无殊,无非是帮党整风是正确的,云云。
一天下午,林斤澜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对面是工人小说家赵坚。赵坚是林斤澜落座后挪过来的。赵坚那时是北京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林斤澜发现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面肉不均衡地隆起。果然,赵坚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来,在桌面上直直地把信推过来给林斤澜。林斤澜很好奇,见信已开口,便把信肉掏出来。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
林斤澜说,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当时这类情况,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今天审查你,明天审查我,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这随便怎么说都是错误的。组织原则不是这样的。”
林斤澜说,当时他觉得非常冤枉。但,他还是竭力镇定自己,想了一想:田家还要审查我,他还要审查我什么呢?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这不是冤枉多年,折腾多年,审查了又审查的事吗?田家还想干什么?
所谓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是指当年林斤澜在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的事。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一个叫黄先河,一个叫吴毓。黄先河是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而吴毓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号称“古典美人”的陈锡荣。结果黄先河得手。吴毓就到刘英那里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刘英听信,结果林斤澜也给搨上。
所谓“二·二八事件”,是林斤澜以地下党的身份在台湾活动。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多,林斤澜由于地下党营救,侥幸释放,躲在姐夫的煤船暗仓中,回到上海。
黄先河到了延安,平反了,解放后做了温州第一任市长。这不清楚了吗?至于台湾的事,怎么说也说不清,怎么查也查不好。
林斤澜说,他要把批示这事拿来“鸣放”田家,的确是重磅炸弹,有好效应,对林斤澜自己相当解气。但审查的内容陈年八代,和眼前谁都没有关系,无论人、地、时,都沧海桑田。陈年八代的事情被人审来审去已经产生神经反射之苦,自己还盯着陈年八代的事情说,对自己并无好处,反而不利。
林斤澜愤怒,却要按捺,整个人就更加难受。他站了起来,他到厕所中去。他站在厕所里,把信掏出来,又读了一次,又看到田家“此人正在审查中”这几个字。这下林斤澜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对赵坚这个时刻递来这样一封信感到头疼。赵坚与田家闹矛盾,赵坚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田家的确有错误,林斤澜的确有意见,但,两派斗争,林斤澜决不参与。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
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儿童作家葛翠琳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葛翠琳同意。
林斤澜说,讨论作品,谈论艺术,他是有兴趣的。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有小仇大恨,有权欲和龌龊。他倒了胃口。“家里有事”,实是托辞。这一封信,勾起几多回忆,几多烦恼。二十来年雷电闪闪,明枪暗箭,生死悬一线,叫林斤澜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长草了,又像吃下个苍蝇,在肚子里嗡嗡飞撞,怎么吐也吐不出来,甚是难过。
我想,倘若不是林斤澜,换一个人,谁会放过田家呢?纵然私仇不报,那也得“帮助帮助”田秘书长啊,“知无不言”啊,田秘书长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啊。林斤澜却独坐家中,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