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6-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列宁倡导并支持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
在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列宁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当有人因此遭到压制打击时，列宁是一位坚定而又热情的支持者。媒体是有权利和义务对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不能把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从公民的舆论监督中分离出来，剥夺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各种权力的监督。列宁在世时，一直支持被领导的报纸批评行政领导机构和党委会。
《经济生活报》起初曾是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它在党的原则指导下可以独立地、客观地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为此常常引起经济委员会的斥责。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雷科夫曾企图剥夺《经济生活报》的舆论监督权。后来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以《经济生活报》点名批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为借口，决定向中央要求“撤销”主编克鲁敏的职务。
克鲁敏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报告，要求中央检查《经济生活报》的“路线”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中央肯定了《经济生活报》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克鲁敏的职务，并且支持《经济生活报》继续与政府机关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等错误进行斗争，行使报纸代表人民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
正像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行使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一样，党的机关报按照党的精神行使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权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和党的机关报应当服从党的领导并行不悖。列宁领导俄共（布）十大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七节“工人民主制和党内生活”指出：“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是活跃党内生活“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列宁的倡导和支持下，《真理报》、《贫农报》和《经济生活报》都曾认真行使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党和政府根据报纸上的批评意见曾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针、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由于《贫农报》经常发表来自农民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来信，为此列宁曾亲切地把《贫农报》称为“农民气压报”。1920年底到1921年初，国内战争刚结束，农民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使贫困达到了极点，惊慌和动荡笼罩着农民群众，对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从怀疑转为不满。他们认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余粮收集制应该停止执行。《贫农报》作为农民群众的代言人以及出于对党、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护，行使报纸应有的舆论监督权，连续发表了许多农民对继续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诉苦信和抗议信。列宁得知后，认为《贫农报》这样做有利于党和政府改变已过时的政策，于是要求《贫农报》主编卡尔宾斯基就农民来信批评党和苏维埃政府、批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事，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同时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卡尔宾斯基挑选了五十封农民来信，并根据农民来信写成报告一并交给列宁，同时继续在《贫农报》上登载有代表性的农民来信。
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批评原则
列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签署政令剥夺敌对报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则认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报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起组织作用，损害了新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员直接行使自由权利，使新闻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导致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蜕化。
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连同斯大林在其它领域推行的专断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格格不入的。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谈到有人主张党的报刊应该允许不同意见时强调：“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但在他看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驾于这种民主之上的。正是在这种专横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二连三地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或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或肉体消灭，在他把持的新闻媒介上当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这就更加令人痛惜、促人深思。
关于“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的争论，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出现，但真正作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原则和规定则是在斯大林执政时的苏共中央。这一规定出自一起历史事件。
1939年7月，科米省（州）委机关报《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萨）多夫在该报的一篇编辑“按语”中，对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进行批评（被认为是“粗率的错误”），被认为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为此，联共（布）中央1939年7月25日作出决议，决议全文如下：《关于（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萨）多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决议）
确认为《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多夫同志在该报纸的编辑“按语”中，对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发生了粗率的错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札多夫同志用《争取新北方报》反对省委会，是违反了联共（布）党章的规定，根据党章的规定，报纸应受党委会领导和监督，如果主编对省委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可根据党章向党委会提出问题，有时甚至可以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问题，但无任何权力利用报纸来与省委会争论。
科米省委会对此事处理不当，对省委会决议一事未在编辑按语中反应出来，在省委会常务会上未讨论这个问题，亦未提交联共（布）中央。联共（布）中央决议：
（1）由于札多夫同志在编辑争论性的按语中反对省委会及省委会决议，特撤换札多夫同志的主编职务，并宣布其错误。
（2）将本决议分别通知各省委会、边区委会及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
自此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党性原则和新闻批评原则。
这一决议对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任苏联《真理报》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起他曾经试图对党内的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处境艰难。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我们一切事（指那些批评——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偿，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
（责任编辑 萧徐）
读者来信摘登·彭 兴
关于和陈独秀有关的“骨气”、“底气”的史实辨正
今得阅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载赵映林的大作《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很感兴趣，且甚获教益，然该文中所谈到的某些地方与史实有出人。辨正如下：
第一，赵文说：“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据我所知，朱家骅于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共三次派张国焘亲去江津分别向陈独秀赠款1000元、5000元和8000元，共为14000元，而不是赵文所说的5000元；这三笔赠款，陈都一一收纳了。
另外，从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朱家骅并非教育部部长，而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那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陈立夫。
第二，赵文说：“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
据我所知，陈独秀这本文字学大作叫《小学识字教本》，而不是《小学识字课本》。此书初稿名《识字初阶》，写于南京狱中。
说书稿的预支稿酬“钱也分文未用”，与事实不符。1940年1月30日陈致好友杨鹏升的信表明陈在当时就已“支取应用”此一预支稿酬充作了医药费。
第三，赵文说胡适于1937年9月他和蒋百里奉国民政府之命去欧美游说以求对我神圣抗日支持时，曾帮陈独秀联系一美国图书公司同意邀陈赴美写自传，但被陈辞谢。说此事发生于胡已“在美国任大使”时，则不确。胡被国府特任为驻美大使则是1938年9月17日。胡适此举是受汪孟邹先生之托。
读者 彭兴
更正
编辑同志：
2009年4月你刊发表我的《我对两个“和谐”的一点看法》一文，其中第18页右栏下面部分有“……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按：此处有误，应为一八五九年。谈话时，我的书籍全打包了，记忆有误，谨此更正，并致歉意。
曾彦修
2009年5月10日
本刊今年第5期12页左栏倒数第8行第一句话应为“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第56页右栏倒数第2行“广东环江”应为“广西环江”。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