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
由于传主与雪莱的关系，正如莫洛亚《拜伦传》大量涉及拜伦与雪莱的交往及他们在思想、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一样，作者最早的传记作品《雪莱传》中也有不少两诗人交往方面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最沧桑的面孔——鹤见祜辅《拜伦传》，陈秋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1995年9月新1版
湖南文艺版的《拜伦传》是较为通用的译本。其实，鹤见事占辅的《拜伦传》写于1935年，而早在1943年，陈秋帆先生（署陈秋子，钟敬文先生夫人）即已将其译出交桂林远方书店出版。1946年上海新知书店又再版一次。1981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明月中天：拜伦传》为题将其列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修订后重版了这部书（近十五万字）。1995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后，2000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名人名家名传”丛书还出版了李军译新版《拜伦传》（与《歌德传》合出）。所以，鹤见事占辅的这部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中文译本中惟一有多个版本、多次印刷的一部，也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一部，称其为最具沧桑感的一部中译拜伦传记，当不为过。
鹤见裙辅（1885～1973）是日本现代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这本《拜伦传》主要参考了莫洛亚的《拜伦传》，并酌采了托马斯·穆尔等人有关拜伦的传记，而且篇幅也不长，有人因而称其为莫氏《拜伦传》的“缩写本”。其实本书也颇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同时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社会斗争过程中还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首先，传记突出了拜伦作为追求个性自由、反叛精神强烈的斗士兼诗人的形象，这是传记作者本人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共鸣所致。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特定的呼唤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异族侵略的历史背景下，拜伦同情被压迫民族、支持异域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尚作为无疑使国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这是这部《拜伦传》能够在中国比较及时地译出并于抗战期间再版的主要原因。这一意义，钟敬文先生的《译本序》说得很清楚：“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钟敬文：《明月中天：拜伦传》译本序，第11页，第15页）而这与1902年梁启超通过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把拜伦及其诗歌介绍给国人的动机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鹤见以极其抒情的笔触摹写以激情著称的浪漫主义诗人，可谓适得其所、相得益彰。全书文笔生动，叙事有致，字里行间热情洋溢，推崇褒扬的倾向性非常鲜明。诗一样的语言，格言般的评说，使得本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译本中最有抒情味的一种。曾有论者提出本书的资产阶级传记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问题（可参见易闻实《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附湖南文艺版《拜伦传》），认为鹤见津津乐道于拜伦的“随身骑士”、爱情纠葛等，而没有较多地介绍意大利革命者、拜伦对暴动工人的支持演讲等。其实，与几种已移译的西方拜伦传记相比，即使用我们正统的观点看，鹤见的创作都是比较得体的。他不仅对拜伦的革命行为评价颇高，而且对已基本没有异议的拜伦私生活的放荡等问题，也是巧妙地以待解之“谜”的形式予以暗示或回避。如著名的“赛沙（Thyrza）组诗”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诗人兼传记作家约翰·尼科尔（John Nichol）在其《拜伦传》中就指出赛沙是暗指一位男性，莫洛亚的传记里也透露出拜伦与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且拜伦的书信和某些创作让人很容易产生赛沙就是爱莱斯敦的联想，但在鹤见书中则只是将这些归为“谜”，从而含含糊糊地交待过去：“（‘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之作……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湖南文艺版，第97页）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笔者在搜罗拜伦传记过程中，还曾购得一部台湾版《拜伦小传》。这部署“（日）小林旭日原著，戎耐婷编译”，台湾先见出版公司列入“风云人物系列”之十于1993年6月出版的传记，与大陆陈译本相比，印制质量是很好的，但除了没有钟敬文“中译本序”和戈宝权“丛书总序”外，惟一的“原创”内容就是有一篇介绍拜伦生平创作的短“序”而没有采用鹤见的原序，正文则与陈译本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本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就不便妄猜了。
最革命的面孔——叶利斯特拉托娃（A。A。Eлисистратва）《拜伦》，周其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这部传记根据叶氏1956年俄文版译出。据周夫人倪翰芳在中译本后记中介绍，这是周其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可见当时是最新资料）的译品，而且经过再三校订，已于六十年代初由出版社审校完毕，只是由于“文革”爆发而尘封，最终在译者逝世三年后的1985年出版。
叶氏《拜伦》其实也可说是学术姿态最鲜明的一种，严格说这是一部拜伦生活与创作的评传。它不像一般传记那样讲求文学性，追求生动有致的细节甚至戏剧性的情节，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拜伦思想、性格发展轮廓的追溯和勾勒上，通过对诗人生活创作中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作者的结论。全书分析多于叙述，论证繁复，资料翔实（如在介绍拜伦关注路德运动时，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这场工人运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常常结合俄苏文学历史和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论证（如别林斯基的论述、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等），这是其他西方同类传记所无法具备的优势特色和独家专利。叶氏对西方拜伦研究界的一些传统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著名的“东方”及“东方故事诗”等概念，叶氏并不认同。她认为，拜伦自己并未使用此类概念，且此类概念与英国传统意义也有差异，为此叶氏用“1813至1815年的‘反叛叙事诗’”来指称“东方故事诗”。作者还认为此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能算是典型形象（她甚至还避免使用“拜伦式英雄”的概念）。此外，本书对拜伦戏剧（具体说尤其是对他的历史悲剧）有一定篇幅的分析，这也是其他拜伦传记所欠缺的。
当然，革命性无疑仍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色。作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加上传主本身的叛逆性和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使得阶级性、斗争性等社会学概念在本书中获得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学术话语在文本分析中应该拥有的位置。本书把拜伦的带有叛逆性的作为统统上升为与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将拜伦在意大利、希腊的活动全部归入自觉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当然并不符合拜伦的思想认识实际。为了突出社会主题，叶氏很少涉及诗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回避了拜伦那些容易为人所诟病的人格缺陷，如几乎所有其他拜伦传记都要大量渲染的同性恋、乱伦、性格暴戾等毛病，书中基本不提。而情感世界尤其是爱情生活在诗人生活与创作中的比例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刻意回避，本书连诗人的爱情诗也无法切入研究了，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不足，它由此而带给读者的印象是拜伦几乎是个纯粹的政治讽刺诗人。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因如此，本书与其他几部来自西方的传记风格迥异，尤其是人民性（叶氏称公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其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固然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学术审美性的缺失，但在体现当时苏联学界的主体性、学术趣味和价值标准体系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长期以来西方中心思想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无意识的背景下，其原创性、独立性的言说尤显珍贵。而且这种研究路数在当时也是符合长期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中国学界的期待视野的。
其实，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一分册（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版）中，叶氏即承担了其中“拜伦”部分的撰写（见缪灵珠等译《英国文学史（1789～1832）》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从结构、内容、观点等方面比照，叶氏专著基本上只是对前者的充实（十九万余字，比文学史中的专章长了一倍）和学术格式上的规范，而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最精致的面孔——马尚德（Leslie A。Marchand）《拜伦》，台北名人出版社出版，林丽雪译，梁实秋主编“名人伟人传记全集”之50集
马尚德（1900～1999，又译作马肯德），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拜伦学者之一，权威的十二卷本《拜伦书信日记全集》总编。1970年，作者在三卷本《拜伦传》（1957）基础上推出一卷本拜伦传记《拜伦：一幅肖像》（Byron：A Potrait），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一方面是对三卷本传记的提炼缩写，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原书有些不够准确和清晰的地方作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因此之故，在此基础上编译过来的中文版《拜伦》（未标明出版年份）是对马氏缩写本的再提炼，堪称名副其实的“精致”之作。
本书堪称精致的另一原因（同时也是本书另一大特色）是附录了近六十幅与拜伦生活、创作有关的资料图片，包括拜伦及家人、情人、朋友等的画像，拜伦庄园、手迹、墓碑等的照片。这给读者以丰富的感官印象。而与原作相比，中译本还结合传记内容在全书各处插入了十余幅插图，这些插图线条简单夸张，构思颇具漫画意味。如在介绍拜伦的剑桥读书生活时，书中就插入一幅拜伦牵着狗熊在校园散步的滑稽插图。我们从其他传记中都曾读到过拜伦为了表达对大学生活的不满而扬言要让他的宠物狗熊考牛津、剑桥的奖学金的故事，此图与之对应，既表现了拜伦的叛逆情绪，也形象地揭示了青年拜伦在大学时期生活的荒唐和混乱。
马尚德对拜伦人生轨迹的描述往往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处理。如对于拜伦1809年在获得上议院席位并出版《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之后为什么急于出国，很多拜伦传记似乎认为其中不存在什么值得追究的问题。然而，本书作者却认为：“他急着要离开英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因为，“他写给翰生先生（拜伦的监护人）的信中提到他并不是因为出版了那本讽刺诗，怕得罪人而要赶快逃出英国，‘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永远不想再回到英国来住。为什么——这是一个谜……’”（名人版，第40～41页）虽然本书未能揭开这个谜，但提出问题本身即已表明了作者的敏锐眼光和问题意识。本书对拜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焕发出来的崇高精神的关注，特别是对他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斗争实践活动的描述，在所有几个中译本传记中比例是最大的。作者通过较多篇幅的细致介绍，表现出了对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