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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长江文艺 2009年第04期-第3章

小说: 长江文艺 2009年第04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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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往前攒;屁股往后撅;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腿脚直打踉跄;黄头盔差点儿撞在了他胸脯上。 
  赵光磊一个闪身让开了;那老汉也不道歉;举起袖子在脸上搪了一把;他看见那张老脸满都是水汪汪的;胡子上还挂着一吊白花花的东西。另一个年轻的侧脸看他一眼;有些惊讶地冒出一句话说;出人命了;这大的领导都跑来了! 
  这话差点儿把他给逗笑了;知道那人说的是他。他对迎面而来的一辆计程车招了招手;同时掏出手机给她拨了一个电话。如冰;快;你快下楼来一趟;楼下发生了一件事情! 
  电话里的钱太太听出是他;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地问;啊?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下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看完以后回到屋里;就可以安安稳稳去睡你的觉了! 
  计程车停在他的面前;他合上手机;对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钱太太换了一身衣服;从容不迫地走下楼来;她才不跟被风吹落胸罩的楼顶小女人那样仓皇;那样穿着睡袍就往下跑呢。首先她一眼看到的是几个脏人像捉一头牲口;把一个同样脏的老汉强行拦住;抱的抱腰;拽的拽胳膊;拼起命来要把他从那里扯走。他们的脚边有个圆鼓咙咚的黄球;被那些乱糟糟的脚踢得滚来滚去;最后有人一脚把它踩成了一个瘪壳;这下她才认出那是一只头盔。老汉像牲口一样直着嗓子嚎叫;也拼起命来要往白线划出的弧形里扑;那里面有一个人脸朝下趴在地上;又瘦又小;跟一条被人打死的狗差不多。 
  我对不起你的瘫子娘呀;我不该带你出来;我替你死了吧……!牲口一样的老汉嘴里发出人的声音;从抓他胳膊的那些手里挣出一只自己的手;在自己头上发疯地捶打着。 
  钱太太认出了趴在地上的人;她身上好像发冷那样抖了起来。 
  一条黑狗穿过人的胯裆;从警察圈起的白线下面钻进去;绕着那具尸体走了几步;坐下来用嘴去舔地上的污血。外面的人群起初都以为它是警犬;这时才发现不对劲儿了;高声喊叫着快些把它赶走;一个警察应声而入;噗哧两脚把黑狗踢出圈外。多少有些见识的居民就势提出一个建议;建议在法医赶来验尸之前;应该拿个东西给他盖上! 
  钱太太的身子还在抖个不停;转身走进电梯的时候差点儿摔了一跤。她看着电梯的铁壁变成了这幢塔楼的高墙;浑身血污的小蜘蛛人从地上爬了起来;又被一根绳子吊在她的卧室窗口。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跳下床去;伸手把那道窗帘拉上了;小蜘蛛人的眼睛却从窗帘上穿破两个小洞;最后清清楚楚看见了钻进被子的她。 
  那道窗帘是白绫子做的;尸布一样的白。 
  赵光磊打电话告诉她说;看完以后回到屋里;就可以安安稳稳去睡她的觉了。但是她既不能安稳;也睡不着觉。钱太太不敢再看那道窗帘;甚至不敢再走进她的卧室;当她把窗帘跟尸布想到了一起;就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挑中这种白绫子了。 
  后来她痛下决心;抖着身子走向窗口;使足了力气把这道白绫子做的窗帘扯下来;打开纱窗扔了出去。她让自己闭着眼睛不去看它;但她却仍然能够看见白窗帘在空中飘飘荡荡;很久以后才落到楼下。 
  到了晚上;红木像框里的她家先生回来;钱太太告诉他说;太可怜了;今天摔死了一个给我们刷墙的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他曝尸在外;就把窗帘…… 
  我听说了;刚才听电梯里的女人说的;从二十八层的窗子下面摔到地上!她家先生看着她;脸上一副红木像框里的表情。 
   
  责任编辑何子英 




怀念紫阳路215号 作者:野 莽                 文章来源:长江文艺                  《长江文艺》 
  二十九年前;《长江文艺》1980年1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这车好炭》。至今想起;那仍是一个温暖的冬天;炭火烧在心里;太阳照在头上。《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旧址就在武昌紫阳路;我曾经想;紫阳;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小说发表以前;我先收到一封信;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封信是吴芸真老师写给我的;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第二行说我寄去的作品收到了;“全体传阅;甚为欣喜”;下面几行说了一些祝贺和勉励的话;最后落款是编辑部。看完我就明白;小说要发表了。 
  过一阵子从省城来了一个编辑;住在县城宾馆;通知我去见面。那年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负责给人发放信用贷款;听说省里来人找我;高兴得不等下班就跑了去。编辑很年轻;叫刘耀仑;他是分管我们这一片作者的。那个时候《长江文艺》的编辑分片;武汉地区一片;荆州地区一片;黄冈地区一片;郧阳地区在鄂西北大山里;作者队伍很弱;就跟襄阳地区合在一起;由老作家吉学沛的夫人张忠慧和刘耀仑分管。 
  刘耀仑从武汉坐火车到十堰;再从十堰坐汽车到竹溪;二十九年前火车没有提速;公路质量也差;路上两天一夜;见到我时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说编辑部对我的《这车好炭》评价很高;要他专门来看我;嘱咐我以后要好好地写。我看刘耀仑嘴上无毛;问他哪年生的;原来他跟我同年;又问他哪个月的;原来只比我大十七天;我就跟他紧紧地握手;亲切地叫他耀仑。 
  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他在北大读作家班;我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有一次我们喝完了酒;夜里睡在一张床上;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那次见面觉得我这个家伙很狂;因为他每次下去作者都叫他老师;只有我叫他耀仑。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就凭他大老远的跑来看我;指导我的写作;哪怕比我小十七天叫他老师也是应该。 
  不过我认为那不是狂;而是不懂事。我对《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人在称呼上分成两个部分;年长的王淑耘、刘岱、欣秋、蔡明川、吴耀崚、吴芸真、张忠慧;我叫老师;年轻的李传锋、刘益善、刘耀仑、张正平、周昉;我直呼其名。他们都是好编辑;只要作品写得好;喊名字也发表;写得不好;喊师爷都不行。 
  蔡明川老师是副主编;同时是老作家;笔名苏群;写过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我叫他蔡老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别叫老师;免得以后不好改口。后来我听年轻一代作家叫我老师;我也用这话来劝他们。不过直到他去世;我对他都没有改过口。蔡明川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对作品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好像不大喜欢我那些能够引起笑声的小说;我看见过他作为终审写在我的小说稿签上的话;大意是说诙谐的语言用得多了不好。类似这样的批评;1993年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小说集序《野人的执著》中也有;他说:“篇篇如此;只恐流于游戏了。” 
  刘岱老师也是副主编;他威武雄壮的身材和往后倒梳的头发;使我们都把他叫毛主席。《这车好炭》发表以后;《长江文艺》又同期发表了我两篇小说;一位名叫孟起的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附在后面;称我为“有才华的新作者”。后来一次创作会上我正好跟刘岱老师坐在一桌吃饭;我向他打听谁是孟起;他用两只环眼把我瞪着;刘耀仑说;毛主席啊。我才明白是刘岱老师亲自化名为我开路;心中甚为感动。孟起是《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马超的字;我一直忘了问他这个笔名的由来。刘耀仑神秘地告诉我;刘岱老师是个异人;他的心脏长在右胸。 
  张忠慧老师是襄阳和郧阳片作者的负责人;她像一个贤妻良母;笑的样子令人难忘。有一次创作会上联欢;我们起哄要她唱歌;她上台背对着我们唱了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唱到最后一句才猛地转过身来;做了一个亮相的动作;然后贤妻良母一样地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吴芸真老师是分管荆州片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破例管我这个郧阳片的;而张忠慧老师和刘耀仑对她的越位居然没有意见。除了给我写那封“全体传阅;甚为欣喜”的信;她还从我的作品中发现我喜欢契诃夫;因此要我一定要读风格截然相反的罗曼罗兰;读得我再写短篇小说怎么也收不了尾。她请荆州片的作者到她家吃饭;捎带着把我也叫去;回家她让丈夫系着围裙在厨房做菜;自己则跷着腿坐在客厅里;优雅地抽着女士香烟;跟我们谈小说里的细节处理。她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向前是同学;特意把我介绍给了向前;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寄给向前的。 
  她是一个特别易动感情的女人;在沙市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她的哭声把我们都吓住了。当时她在发言;讲到她分管的荆州片有一个作者当了官;再也不给她寄稿子的时候;她突然泣不成声。我记得她哽哽咽咽的原话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吴耀崚老师是评论组的组长;说话速度很快;她不仅关心我的写作;还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速度很快地对我夸奖着她所喜欢的女作者;教给我什么样的可以做妻子;什么样的不可以做。她跟省群艺馆的王春桂老师是好朋友;吃了晚饭出去散步;两人老叫上我。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小县城;我知道武汉的姑娘好;可我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吴耀崚老师认为我不听话;后期对我不怎么关心了。还有一位是李文老师;她没有编过我的小说;打交道不多;但她看起来干脆利落。 
  刘益善是诗歌散文组的组长;自己也写诗歌;他以笔名易山发表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了全国性的新诗奖。虽然我们之间跨着品种;但是我每一次到编辑部去;都能够享受诗人和散文家的待遇;临行之际他一定要送君送到大门口;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面搭一下子。他的一头卷卷的长发和两只弯弯的笑眼;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他的顶头上司是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欣秋老师。欣秋老师非常的儒雅;如果戴上礼帽穿上长衫再搭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可惜的是因为分工不同;欣秋老师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 
  李传锋是小说组的组长;自己也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烟姐儿》;《小说月报》转载了。接着沈虹光写了一篇小说《美人儿》;《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再接着我写的《这车好炭》;《小说月报》又转载了。接下去《小说月报》继续转载了方方写的《大篷车上》。那时候《小说选刊》还没有问世;《小说月报》是国内唯一的小说选刊;每选一篇小说;对于作者和原发刊物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忘了张正平是分管哪一片的;反正不是襄阳和郧阳。奇怪的是1980年12期的《长江文艺》上;头条《这车好炭》的后面配了一篇读后感;是他写的;署名正平;标题叫《喜读〈这车好炭〉》。过了两年我才见到他;小个子;大胡子;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又过两年他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的大型刊物《当代作家》;在那里又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 
  但是刘耀仑重情重义;1988年的冬天我在京结婚;他从武汉带了一块匾来;用绳子把匾打成一个井字背在背上;活像红军长征时的炊事班长背行军锅;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所在的西城百万庄大街。那是一块玻璃匾;一尺多高;四尺多宽;里面是用贝壳镶嵌而成的黄鹤楼。见面的时候他故作夸张;大幅度地弯着腰还呼呼喘气;把我给逗笑了。我想起当年他也是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的老家竹溪找我;那块匾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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