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2期-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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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家看《十错义》、《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29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角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卑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我估计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过目，所以，一下子就吃透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子笺》啊！“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写到这里，不禁伏案呜呼！赶情，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当然，对付名士派张岱——一个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书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付人称“小东林”的复社人物，“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转，吃不开了。
他试验过，巴结过，赔钱赚吆喝做过蚀本买卖，然而，只讨来没趣。
吴伟业《梅村文集》中，有一则生动的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蓄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
陈维崧在《冒辟疆寿序》中，也提到过阮大铖所受到的这次羞辱：“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
这几位贵公子，将阮圆海羞辱一个够以后，似乎还不尽兴，紧接着，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
公揭一出，石头城里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斗，贴遍长街，路人仰观，众口流传，声势汹涌，满城哗然，正气如虹，宵小胆惊。其批倒批臭之效验，比“文革”还“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二十世纪，久经政治运动，百炼成钢，也许成为滚刀肉，毫不在乎。可在十五世纪，知识分子的脸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厚。再说，有着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弹唱，风流倜傥，怎么也是有过功名，做过朝官，出身世家，饶有家产的名流呀，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潜迹于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后来成为清初三大学者的黄宗羲，那时还是血气方刚之季，也欣然命笔，记录逐阮成功后，他们这些“红卫兵”们的胜利集会：“崇祯己卯，金陵解试……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俱揭中具名声讨者），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黄的这篇快文，我马上想到法国人的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同时，我也想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对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这条狗，它爬上岸来，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无论那四大公子，还是贴大字报的复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据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小人这东西，是万万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样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足够准备。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你就赶快拉倒，打消念头。求一时口舌之痛快，图片刻宣泄之欢悦，打蛇打不到七寸上，只能使小人更小，坏蛋更坏，恶棍会成为歹毒的食人族。
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没有褊狭愚执的毛病。由于声气太过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划线，对“忌者浸不能容”；由于派性情绪作怪，难免意气用事，因此，党同伐异，高筑壁垒，硬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化友为敌，把很多中间分子，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也是最难根除的痼疾。
君不见今日之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里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子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吗？
所以，明之亡，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入侵，李自成、张献忠之犯阙，固然是主要败因，但朝廷中你搞我、我搞你的党争，置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于不顾，一定要争出是非，定下高低，干掉别人，自立为尊，弄得崇祯为帝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宰相，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话。这种党争的内耗，一直到朱由检景山上吊，又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延续下来。于是，阮大铖从南京近郊的牛首山，坐着马车，带着戏班，堂而皇之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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