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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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的《尝试集》，是鲁迅博物馆于 1996年从中国书店收购回来的。封面上有胡适的毛笔题字：“送给树人适十三、一、卅”。这本书是不是寄出了？鲁迅是不是收到过？为什么会流散在外？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录，或许已成了“谜”了。
胡适修订《尝试集》，决定删诗，并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是为第四版做准备。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关于这件事，现在还保存有鲁迅的信，其中说：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
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
《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胡适请鲁迅删诗，自然是一种重视，他曾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鲁迅的意见，反馈在第四版的《尝试集》中。但也并非完全接受。《四版自序》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行文中鲁迅二字都打上了引号，与前引《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同样写法。综观胡适的题词，有按传统中规中矩的“豫才先生”的，有称笔名“鲁迅先生”的，有直呼其名“树人”的，大概是随意的吧。
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
“录之者尚有人”
■ 戴 逸
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将近二百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五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更《见闻随笔》、杨捷《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吴绮《岭南风物记》、方式济《龙沙纪略》、厉鹗《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人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人儒家类，如程大纯《笔记》、范尔梅《读书小纪》，《四库全书》人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人小说家类，如王啤《新世说》、钮绣《觚媵》、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人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日知录》、姜宸英《湛园札记》、王士祯《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唾余随录》、张文炳《公余笔记》、高士奇《天禄识余》、徐昂发《畏垒笔记》、谈迁《枣林杂俎》、张尔岐《蒿庵闲话》、宋荦《筠廊偶笔》、陆廷灿《南村随笔》、魏裔介《佳言玉屑》、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纤者谓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 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某种笔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去寻找，真不知道该在何部何类中去搜检。
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精悍，每则记叙，长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简单明快，很少千字的文章，更无万言书。史梦兰叙述自己写作《止园笔读》的情形：
园居无事，惟以卷帙破寂，偶有所
触，辄赫厩记之，以备遗忘。客至则藉
为谈柄，读书快意，则相呼浮一大白。
遇有以杂事、异词、琐语相告，可以资
劝惩、广见闻者，亦收拾缀辑，付之毛
生，积久成帙，遂亦忘其为我谈、为客
谈、为今人之谈、古人之谈，而概之为
笔谈云。（见本书第372页）
大多数笔记都是在这种环境、心态中，兴之所至，随笔书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读笔记，就像是听讲有趣的故事，展现情节，生动曲折，跌宕起伏，描写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以增加历史和生活的知识，又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许多笔记都是上佳的文学作品，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张潮的《虞初新志》、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如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抗清起事，史载滑县知县强克捷死难，清廷优礼褒恤，赐谥立祠，但在张昀的笔记《琐事闲录》中却有不同记载：
封丘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指强
克捷）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
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
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
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
知。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
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
棺椁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
捐躯。吁！亦悲矣。（见本书第381页）
尽管张昀对强克捷充满了同情，但毕竟写出了事情真相。原来强克捷并未慷慨殉节，而是逃到封丘县，躲藏二十多天。等到朝廷封恤令下，他无法再在人世露面了，才不得已自尽。当然，笔记中所记内容，因为信笔所写，作者或未能核实，或有传闻失实或记忆有误的地方，甚至还有故意造作赝品的笔记，如记载太平天国的《江南春梦庵随笔》与《膦血丛钞》二书，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做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伪书剔除，没有放在本书之内。
笔记最重要的功能是补正史之不足，历史上很多大事为正史所不记或少记，笔记作者常能据其闻见，透露更多的信息。如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清兵下江南，三屠嘉定城，“直书北兵淫掠屠戮之惨状，无所忌惮”（跋文，见本书第115页），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清初科场、哭庙、奏销、通海、庄氏史案几次大狱，惩治严酷，罗织极广；萧爽《永宪录》记雍正朝史事，详于雍正杀弟和年羹尧、隆科多事件。邓之诚先生赞其为信史，说：“使多得类此之作，史之征信，为不难矣，而惜其不可得也。”（邓之诚跋文，见本书第242页）陈昙《邝斋杂记》、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抄没和坤之家产，可比较其详略异同。叶梦珠的《阅世篇》、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可以了解清代的经济和市场情况；王韬《瀛孺杂志》、畹香留梦室主《淞南梦影录》记载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之经 济繁华、风俗奢靡；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陈作霖《凤麓小志》记载扬州、苏州、南京的风土人情、园林胜地；张祥河的《关陇舆中偶记编》叙述北京宣南诗社结社的始末；昭裢的《啸亭杂录》对朝政国事，耳熟能详，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可当作康雍乾盛世的别史阅读，其中所谈的很重要历史情况是官书和正史难以见到的。
来新夏先生是史学大家，勤奋治学，见闻广博，识断精审。他写作此书，有长期的积累，平日读书，时有所得，笔录整理，已积稿成帙，不意十年浩劫中，投之祝融，悉遭焚毁，痛心饮恨，情难自己。但来先生壮志不灰，理念常青，深自激励，愈挫愈奋，重理故业，几乎从头做起，使我想起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稿件被窃，重新写作的故事，其执着追求之心志，令人感佩。“文革”以后，来先生的作品更加成熟、更加繁富，《清人笔记随录》即是其中的一种。他研究清人的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详尽介绍其内容，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足以窥见作者的功力与识断。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大率浅谬”，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的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见本书第156页）。而李慈铭为人狂傲怪僻，他所写《越缦堂日记》，读书甚广，多有新论，亦为人诟病，鲁迅先生即评其“做作”，而来新夏先生对李慈铭的《梦庵游赏小志》评价颇好，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可当游记美文读”（见本书第413页）。可见，他评论作品，能够分别对待、客观地做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