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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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我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看他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从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这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能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叼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档。黄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钱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所谓“巾皮彩挂，全凭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 说，否则镇不住。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茧，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扔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汗珠与口水珠被冷空气凝结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人都不多，给钱的有多少则可以想见。
三、两个相声场子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面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彼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中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长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擅长数来宝）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龄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如胡某、爱（可能是满洲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的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上初中以后，我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带着孝来上学了，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了。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少家里的家庭负担，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从郑继宗家去的。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现在北京人有病就去医院是解放后公费医疗制度养成的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摆摊，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租金是收入的二八开。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了十元，就有郑家二元。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那些演员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一位是六十年代在宜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位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亮。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 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1957年天桥改造以后，这个场子演员大多进了宣武曲艺团。我在西单曲艺社和菜市口剧场看过他们的演出。
四、鼓书艺人
天桥的鼓书的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记忆比较深的有三个，最大的一个在三角市场的最西头，是王艳芬和王艳茹两个姐妹轮流演唱，唱的是西河大鼓，有位弦师为她们伴奏。唱的曲目好像是《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当时这二位已经是知名的鼓书艺人了，常在广播电台上演唱，颇有一些听众。她们演出的场子虽然也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的场子，但是到了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还用棉布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可见即使是三九天，还是有听众的。这两位艺人在候场时，穿着皮斗篷，手里抱着暖水袋，到演唱时，还是脱了斗篷，露出里面紧身的彩缎的旗袍。另外一位是蔡金波，也是一位演唱西河大鼓的女演员，但她却颇有男演员风度，不太讲究服饰，也爱表演武段子，时时展现刀马工架，其演唱的内容大约是“说唐”、“杨家将”一类的故事。
我听的最多的是三角市场南端的刘田利，他唱的也是西河大鼓，多是《大八义》《小八义》一类。刘是一位男演员，他演唱的调子虽属西河调，但与一般艺人演唱的西河大鼓略有区别，其伴奏尤有特色。一般唱西河大鼓的只有一位弹三弦者伴奏，而刘田利又增加了一把四胡和一个大正琴。这种大正琴按说只能算个大人玩具，比口琴还差着一等，正式乐队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用钢丝作弦，音色独特，刘田利用来为自己的西河调伴奏，听起来别有风味（大正琴是日本人带来的，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大正琴在北京十分流行，那时每到傍晚，在大街小巷常常可以听到铿铿的大正琴声，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了）。刘田利的听众很多，有些是天天都来的。刘正当中年，嗓子高亢嘹亮，从我那时的欣赏水平来看，在天桥是属于一流的。在演唱中他不搞过多的花腔，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且说的比唱的多，他又以表演见长，一根鼓键子帮他做出许多描绘鼓书中人物形象的动作，所以像我这样的十来岁的小孩也能一听就是半天。因为最早听的西河大鼓就是刘田利，所以后来不论是在电视上抑或晚会上，听到西河大鼓的伴奏的声音我就会想起刘田利。
今年到山西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与一位搞通俗小说的教师谈起江湖艺人所依据的演出底本的问题。他说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时与北京一个同学很要好，到北京来玩就住在他家。他父亲原来是唱大鼓的，五十年代以后，安排到澡堂子烧锅炉。我细一打听，原来就是刘田利。山西大学那位老师说，刘还保留着许多他们手抄的本子，可惜那时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五、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老北京有句俏皮话讽刺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决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只要到天桥看过把式 （武术和杂技之类）的人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天桥有个武术场子，父子两个人练，父亲说过多次他的弹弓如何准，他可以打含在儿子口中的弹子（儿子鼓着嘴，把弹子半含在嘴中），可是每说到这里他就打钱，打完钱，观众走了一大半，然后他再从头演起，演到最后又说打儿子的口中弹子，再打钱。其实“打口中的弹子”只是为了打钱而设计的一个扣子，我在这里看过多次，从未见他们父子练过。 天桥的艺人个个能说，所谓“巾皮彩 挂，全凭说话”。前四句是江湖隐语，“巾” （或写作“金”）是算卦相面的，江湖上有七十二“巾”之说，也就是说算卦看相可分为七十二类；“皮”指江湖上卖药的；“彩”指变戏法的，“挂”指打把式卖艺的。也就是说走江湖卖艺，第一要会说、能说，其次才是“艺”。但只能“说”，没有“艺”，事情就走向了反面。在天桥我也见过只能练不能说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山东徐”。他叫徐源伦，他往往在非黄金时间演出，一般是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两点以前。我见他上场时只是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