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第1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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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但英法表示，如果捷克政府不同意，那么英法就没有义务协防捷克。最终，捷克政府妥协，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利出席会议。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毫不怀疑，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还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最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第二年3月就悍然侵占了全部捷克。 ｜
神话—小作 慕尼黑阴谋
慕尼黑阴谋，是指，二战之前，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署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的苏台德区的一项绥靖政策。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并吞了奥地利后，开始注意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由于靠近两国边境的捷克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一方面，希特勒指使纳粹党徒和部分民众要求“民族自治”、“脱离捷克”；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声称不能容忍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受到“欺侮”，要替他们“伸张正义”，准备用“军事行动扫荡捷克”，为其陈兵边界创造舆论条件。而捷克政府自然也不愿任人宰割，也开始局部动员，加强了边界的作战兵力。战争一触即发。
1938年9月13日晚上，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给希特勒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表示要和希特勒见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所以如果德国和捷克交战，英法按照条约必然卷入战争，战火就要在西欧蔓延开来。次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协定，割让苏台德区。
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但英法表示，如果捷克政府不同意，那么英法就没有义务协防捷克。最终，捷克政府妥协，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利出席会议。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毫不怀疑，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还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最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第二年3月就悍然侵占了全部捷克。 ｜
神话—小作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