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第1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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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相信农民工兄弟生来就爱表演跳楼秀，难道他们的祖上都是耍杂技的。何况这样的作秀表演会有生命危险和被他人当作笑料的名誉损害，弄不好还会被公安部门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这是何苦来着。实为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如果说他们投诉有门，老板们不恶意欠他们的血汗钱，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作这样的秀。人都是有尊严的，农民工兄弟也不例外，饭香屁臭他们还是懂得的。所以，我认为说他们跳楼是在作秀的人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可以肯定的说，说农民工跳楼是在作秀的绝对是一些强势集团。用“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来形容最为贴切，他们有被欠薪的切肤之痛吗？可能有人会说还有其它更好的途径，但当正途都失聪失灵，农民工被一些权力部门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的时候，他们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上访会被说成精神病，弄不好还要进“学习班”学习，忍爱人格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在这里，法律的无助才是导致他们跳楼的真正渊薮。
《晋书。惠帝纪》记载，晋惠帝时期，天下慌乱，百姓饿死无数，晋惠帝问下面的人，“何不食肉糜”。今天这些动辄把农民工讨薪跳楼称为跳楼秀的人和晋惠帝何异？！谁不希望有尊严的好好活着，但对跳楼的农民工来说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古人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如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谁还会迂腐的想这些事呢。试问哪个官员愿意作这样的秀？说农民工跳楼是在作秀的人实在是一种心理病态，让哪些无良的媒体记者和官老爷们见鬼去吧！
肉食者鄙。居庙堂之高哪知民生之苦。治下容易治上难，治弱容易治强难。有关部门在处理跳楼者时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出手敏捷，反应迅速。而在处理欠薪老板上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缺乏一种既来真的，又动实的狠劲。须知，一个和谐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在随时维护弱者的权利和利益。
神话—小作 亡母惩子
王本，晋南人氏，贫寒出身。自幼丧父，母耕种供其读。本学业有成，居省某机关要职。娶妻生子，念母年迈，接去赡养。数年，母归，仍居茅屋，养鸡兎种菜蔬以自给。每向邻人夸儿与媳孝，唯自责不忍城里嘈杂，执意回乡。但逢年节，依门而望，切盼子归。如此者数载。母病危，族中有好事者电召本。未及本归，母亡，眼睁睁不肯合。未几，本携媳归，恸哭于地。媳亲为母拭面，母眼乃合；本为母更寿衣，盖新被，复白绢，供于堂前。夜深，乡邻散去。媳旅途劳顿，先宿堂侧。本跑堂守灵，亦困顿难熬。正眼迷离时，风骤起，烛光闪烁，忽见母面所复白丝绢抽动，似母饮泣。本大惧，惊叫跃起。但见丝绢被母吹飞，煽熄蜡烛。本忙外逃，被牵衣襟，急切摆脱不得。忙乱中，觉母执其手，批其颊，扯其发，啮其臂，忙挥手拨打。闻其妻亦跌扑挣扎，惨号声声，震于村野。众乡邻忙起，明火执仗视之。但见母安卧于堂。本与其妻发散乱、面带血、衣不整，跪于堂下，磕头如捣蒜，连声告饶。本骂其妻，妻亦责本。众人方知：先，本接母进城，对同事称母乃保姆。凡洗衣、做饭、拖地、抱孩子，皆母之事；凡残羹剩饭，皆母之食。动辄责骂，呵斥声不绝于耳。本之子渐大，而母年渐迈，厌之，遂逐母返乡，数年不顾。本与其妻乃大不孝也。然众人惊思：今亡母惩其不孝子与媳，何术耶？
后里中智者推测：王母饮泣乃所复丝绢脱丝缠于媳衣襟。媳宿堂侧，翻身即牵动丝绢。王心中有亏，忽见绢动便惊疑母泣。本惊，媳亦惊，带起丝绢，扑灭烛火。所谓母揪打二人，实系二人于黑暗中互相扑揪所致。然里中妇孺不以为然，仍以其母显灵，怒惩忤逆子媳而四处传诵。
神话—小作 这是在讲人权吗？
本人在5月20日北京出版的21世纪英文版上，读到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TheChineseleaders’emphasisonthecollectivewell…beingofthepublicisoftenattheexpenseofindividualright。”这句话是法国的AFP引用一个叫“ChengLi”的中国学者说的话，而这位学者又是美国Brookings思想库的智囊人士。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还得从甲型HINI的流感说起。当墨西哥发生这毛病时，中国立即以人道主义之表现，给予500亿美元的支援。并按常规采取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这样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是赞赏的，但引起了墨西哥当局某些人的不满和反对，认为中国的措施不妥。紧接着国际上一些“见中就反”的人士絮絮叨叨地发表高论，认为中国的措施是防卫过头了。而过头了又有什么含义呢？就是上述那位Brookings的中国智囊人士ChengLi所言，你“过头”，强调了整体安全，就侵犯了个人的“人权”。
“人权”这个词，已经是某些“反中”人士用惯了的词语，反正“人权”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令笔者感到好奇怪的是，在这些“反中”人士里，有不少本来就是对中国十分知情的中国的专家学者。他们为什么要违心地这样做呢？在下请教了众多有识之士，有一位先生匿名地提供了一份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摘录，该摘录说：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我的妈矣！原来如此。怪不得近年来中国的学界出现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议论。应该承认，美国的杜勒斯也真不愧为中情局的老手。但是，如今，美国的总统已经是换成了奥巴马，整个国际关系应该如何调整，中情局想来应有自己的计划和对策。按鄙人愚蠢的想法，杜勒斯这一套是过时了。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国际和谐、双赢、共同应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困难和问题。美国总统和世界上识得大体的政治家，大都对中国的主张是赞许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一些中国人，长期受资本市场的雇佣，谁给钱吃饭，就为谁唱歌。这样的人，不管你受过多少的高等教育，有多少的杰出本事，都只能是使人感到寒心。
这里笔者想举一个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抗日战争时期，鄙人曾在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呆过许多年，无论是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以及北方各地，我们见到真正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地方进行统治是极少的，日本的作战部队都不足应付战争，所以，大都是汉奸所建的“伪政权”。中国的大片土地，是汉奸在帮助日本人统治中国人。如果没有汉奸，本人斗胆敢说，小日本在中国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现如今，据笔者观察，这国际上的某种反华叫嚣，相当一部分是“汉奸”的行为而已。这里，笔者想举一个最近特别显眼的例子。就是那个在经济领域里提出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名镇一时的郎咸平教授，他发表了一篇称之为“中国的黑领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
什么是黑领？郎咸平称：“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想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卑微的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傲慢的黑领同日而语？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那么，黑领的兴起说明什么呢？郎咸平说：“2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这位“狼”教授宣布：“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经济失宠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相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