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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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将设法作某些补正。
　　最后还想说几句。二十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要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文学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本文开头就说，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写这本文学史的。我们根本没有过要写出什么“范本”的奢望，只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出了我们的认识和看法而已。官后来被当作教材和考研的参考书，我们心里也有些惶恐。不过我们相信青年学子的鉴别能力，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地受到“毒害”的。二十世纪刚刚过去，尘埃尚来最后落定，对这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研究才刚刚起步，要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作为定论，以一已之见来衡量别人的观点，对不同意见动辄讨伐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为了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很必要的。我们非常希望和同行们经常交换意见，以达到相互启发和取长补短的目的。我们殷切希望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普遍地有一种相互尊重和团结协作的良好气氛。


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
■　　张　弘
　　“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热闹了有一阵子了。由于事近虚拟，本来已渐归平静，因为鲁迅毕竟早已长逝，活到今天的人借以说事，终究无法坐实。评判历史人物，还是有什么说什么最妥当。
　　但上面这话题，近日又重开争端。事情的缘由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和批评家韩石山之间的一场笔墨是非，诗人兼杂文家邵燕祥也参加进来谈了看法。报章断断续续披露出来，一般读者未必注意。或者真想关心，材料也不大好搜寻。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提供了方便。邵燕祥的文章发表在该报今年10月22日上，陈漱渝因此撰文《为自己申辩》，编辑雅量，全文照登在12月3日该报，同一版又重刊了韩石山最早批评陈漱渝的那篇短文（原载《西安晚报》），让读者一睹究竟。至少局外人，有根据来判断是怎么回事了。
　　看韩文，中心意思很清楚，主要是说陈先生2003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演讲不是学术研究。作为证据，抄录了演讲词不短的一段话，只见其中用一系列经济增长的数据，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业绩辉煌，断言鲁迅若在世或有知，当含笑对之。对此，韩文认为，至多只能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但无法承认那是学术研究。
　　那么陈先生作何反应呢？按照常规，如果他不接受对方批评，就得申明并证明，自己所谈即为学术研究。作为专家学者，比较而言，他显然更明白究竟什么叫学术研究，也更有资历来谈论这一点。但奇怪的是，他避开这问题，专就韩文说他政治学习学得好做文章，一口咬定对方在调侃“三个代表”。不过，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尽管陈文一开头就显得万般无奈甚至痛苦的样子，其实是大大冤枉了韩文的。只能说，后者调侃陈先生则有之，调侃“三个代表”则是绝对没有的。如谓不然，韩文具在，可以复按。
　　不仅如此，这样一来陈先生还把问题从学术上的真与伪，硬生生地扭转到政治上的对与错了。他在演讲中的那段话，从政治上看，当然是正确的，那无庸置疑。但关键在于，政治学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不能用政治讨论的心得体会来代替学术问题的探讨分析，也不能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陈先生是鲁迅研究的资深专家，他讲演的又是《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的大题目，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作出精深的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独到的结论，而不是重复政协会议上的形势报告或小组发言。这恐怕也是韩文提出批评的初衷所在。
　　然而，“政治上正确”却是陈先生的法宝。看陈文继续反驳韩文，连带批评《西安晚报》及对邵文进行反批评，都牢抓着这个紧箍咒。在这方面，不能不说陈先生颇有心得，且手法娴熟。不妨也照抄一段陈文指责《西安晚报》的话：
　　《西安晚报》应该是党的宣传阵地和舆论喉舌。一家党的媒体任人公开
　　拿党的指导思想作调侃资料，这难道不是公然违反党的宣传纪律吗？党的有
　　关领导部门难道不应该过问一下吗？党的媒体如果活跃到了能够拿党的指
　　导思想开涮，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岂不成了一纸空谈……
　　此话紧跟形势，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用心不善。果真如此，《西安晚报》当然脱不了干系，罪责不小。然而，如前所说，人家明明调侃的是你陈先生本人，你却偏要往“党的指导思想”这面大旗上生拉硬扯，而且一不作二不休，又上升到“执政能力”的原则高度。本来邵燕祥加入进来，就是不满意陈先生为个人之间的一点笔墨是非（此类是非，学界报端在在皆是，大可从长商讨，甚或一笑置之），动辄告状，直捅到某省委和某宣传部。仿佛不借政治权力来解决，就不甘罢休似的，其所作所为，不单重演“拉大旗作虎皮”之故伎，并有迹近旧时党棍之嫌——这也是邵文之大旨。陈文欲为自己申辩，虽文中点缀了不少可怜兮兮的话语，什么“委屈”啦、“哭诉无门”啦，不过非但未见半点自我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申辩书变成了扩大的反诉状，连地方上一份更多具有休闲意味的晚报也一块儿告。这真可谓当代中国文坛学界难得的精彩文字，也是难得的精彩手段。
　　应该谈学术的地方，反倒来讲政治，这也算当前中国学术界一大怪现状。方兴未艾的学术界的打假与反腐败，可能尚未注意到这一块，其实它也是学术衰败的表征。既缺乏独立之思想，又没有深刻的眼光，也不愿坐冷板凳下扎实的功夫，还想急功近利，旱涝保收，就只有用政治上正确的言论来冒充真正的学术探索。我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个例。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充其量不外是既定政策的图解，一旦政策有变，它们也就不再有任何价值。想陈先生虽研究鲁迅大半辈子，但此时此刻，观点早巳定型，也不再有精力和心思去探讨新问题，实质对鲁迅的文化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真正症结所在，都懵懵然昏昏然，哪里还可能谈出个所以然来？老调子已经唱完，但偏又不甘寂寞，临了就只有拿几句政治上正确的话去敷衍塞责。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当代学界某些名流们的共同悲哀。
　　但陈先生的高明之处或什么之处，在于他不但这样做了，还不准别人说个“不”字。你要提出异议吗？他反过来用“政治正确”当棍子，找地方捅你甚或整你。不要看他在“申辩”中口口声声表白自己一非党员二非官员（他身为某级政协委员，是否官员且当别论），是什么“平头百姓”。其实多少年来，把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传统或特色，受到影响的也决非一二人。就近举个现代文学专业，也是文艺理论专业的例子吧。案头恰好有套《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翻开其第一卷即“文学理论卷”之一的目录，会发现第一部分赫然在目的是“方针与政策篇”。不必看具体篇章的内容了，这难道不正是把政治方针与政策和文学理论搅和一起的代表作？此书由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多位学者合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问世。难道诸位编者先生到了这年头，还弄不明白政策文件与学术理论是两回事，文学的史料要和政治的档案分开来编？足见影响之深且巨；陈先生也无非薰染已久，习焉不察而已。古人云：“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之臭”，此之谓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来划什么分界，那就不应当是陈文所说的党员作家与非党群众的对立，而是觉悟者与来觉悟者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