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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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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所设计的模式。宗教给世界下定义,为世界塑造种种形态。宗教不仅建立世界观,而且寄居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并把它表演出来。宗教催生了历史、时间、空间、宇宙论、自然、人的本性等等观念。虽说艺术是想象力的临时飞地,但宗教并不止于此——宗教为实在生成可以称得上恒久的、甚至无时限的模型。也就是说,宗教语言呈现出来的不是幻想和想象,而是对世界用做现实基础的东西的描述。宗教制定行为规范,使支持其主张、令这些主张变得看似有理而可行的权力制度化。所以,如果说宗教恰似艺术,其相似之处在于它同样有其本身的语言,那么,宗教与政府、甚至与科学也很相似,其相似之处在于宗教语言具有以制度为基础的国法和现实地图的作用。宗教是意象与承担的复合物。
  从这种视角看来,宗教语言(神圣仪式也是这种语言的一部分)从其首要意义上说是参与的、呼求的,而不是经验的、超脱的(而科学的语言天性是非主体的、非参与的)。这种语言把人的行为基于有关世界本性的种种意象上,把个体与某一道德秩序连系在一起,给个体讲述人生的意义或目的的故事,提供这些方面的说教和意象,制定与这些东西相应的行为准则。宗教语言不止是对世界所作的一种解释(科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是其信徒在世界上居住的方式。这样的语言在地位和起源上拥有为神所原创的威望,拥有造物的力量和远古缔造者的记忆,拥有像佛陀、基督、孔子那样的伟人的智慧。宗教词语具有如此神圣的权威,以至于信徒们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因此,宗教是一种与科学全然不同的语言体系,这两种体系描述的显然是人的宇宙的两个不同部分。
  在诸如埃利亚德这样的比较宗教学者看来,宗教之所系在于神圣性,就如在迪尔凯姆看来宗教之所系在于社会、在荣格看来宗教之所系在于心灵一样。神圣性涉及的是那些在宗教内部的人们看来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和权威的众所瞩目的事物。神圣性的涵义是随文化而定的;神圣性之所指可以是一部经典、一个大人物或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性的领袖、一个神、一位先祖、诸如天主教教会这样的一个机构、诸如山峰或河流这样的大自然的一个方面、佛陀传授的一种修行之道、或者一个神圣仪式。这些事物、词语、人物和仪式都饱含着支配、激励和满足参与者的人生的力量。这种力量给人的体验是他者的、现实的、神性的、神秘的。从参与者的体验看来,那是一种非凡的力量,就像神一样。因此,从比较宗教研究的视角看来,神圣性既是构建世界的一种方法,也是事物被感觉到的作用于其信仰者的方式;既是事物被赋予的一种价值,又是那些事物给人带来的令人敬畏的体验。
  当然,虔诚的宗教信徒可能不愿意以这种横向的方式看待事物。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在其《宗教体验种种》中说:“假若螃蟹能得知我们干脆利落、毫无歉疚地一下子把它划归甲壳纲动物了事,它也许会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它会说:‘我不是那种东西。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螃蟹的见解也就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见解;螃蟹并不需要甲壳纲之说。螃蟹的成员属性狭窄得很;它把自己视为一个物种的成员(“我是浸礼会信徒”,或“我是穆斯林”),而不是一个含义暧昧的宗教属类、宗教派系或宗教王国的成员。这样的信徒通常都认定其本身的宗教是独一无二的、全能的。他们对宗教知识的需要并不超出自己的宗教——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诸多形式并不被视为普适模式的变体,而是被视为单一的、独立得来的启示。他们可不希望听到或知道他们的神、神圣日子、经典或仪式是全球跨文化模式的不同版本。然而,通过比较宗教研究,人们还是可以理解宗教中的各种模式(例如,佛陀、黑天、基督全都是“上主”;《莲华经》(Lotus Sutra)、《律法书》和古兰经全都是圣典;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山脉、麦加的黑石圣殿和巴厘的阿贡山全都是“世界的中心”;佛陀的大彻大悟、耶稣的复活和穆罕默德接受古兰经,全都是“至高无上的历史事件”;复活节、中国的除夕和穆斯林在赖买丹月期间的万能之夜(Night of Power),全都是“一年之中最神圣的时刻”,等等),理解宗教生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彼世的、此世的,冥想的、狂喜的,“他者”的崇拜、自身的发现,外放的伦理行为、内收的修身行为,反叛预言韵时刻、清静守礼的时刻,等等),理解宗教的不同类型(圣经系的宗教、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东亚宗教即儒教和道教等等)。当然,在进行宗教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要“判断暂停”(只作描述,不作价值判断),尽管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
  威廉·佩顿说:“无论宗教是什么,它恰恰不是被动的哑巴,不是毫无自我意识,不是只供外人来阐释。宗教自有其本身的喉舌。”也就是说,宗教还是它本身的一个阐释者。在宗教信徒们看来,他们宗教的种种真理,都是他们用来察看自己及其宇宙的终极镜头。宗教的阐释是直接而忠实地从其本身的宗教语言中取得其阐释立场的。宗教的阐释要说的一切东西都是来自其本身的词汇和文本,来自其本身的神。宗教的阐释通过自己的基督、自己的佛陀、自己的古兰经来察看世界,而它最终受到的限制也仅仅在于其本身对宗教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的局限。在宗教内部,阐释不止是理论上说说,而且是一种信仰行为。这种行为要把自己的传统中给定的东西当作神圣的、非常实在的东西来揣摩,如果说宗教性是一种活动,一种行为,那么,宗教的阐释就是那种活动的一种形式。宗教内部的人们并不是先有宗教理论,然后才决定成为宗教信仰者。毋宁说,他们是因为自己是信仰者,然后才有宗教理论的。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1886~1965)说,唯有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为基础,我们才能谈论神。佛教的评注家们也说:“开悟是阐释的终极标准。”宗教内部阐释的主要作用是使它自己有关神圣性的说法绝对化,使宗教语言特殊化、有承担,不断地普及和深化。宗教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本性,并不简单地在于一个事物可以在观念上被视为另一个事物的表现。宗教的意义不止像红灯表示“停止”、或者像百合花的意象表示纯洁那样是外延的。宗教比认知的再现独特得多的地方,在于宗教的意义和符号的参与性。宗教符号和宗教话语不止简单地表示某种东西,它们还是说话和做事——而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它们能改变人的感觉,以其特有的力量增强日常世界的气氛,使人感到神的显现,用义务把参与者约束起来。宗教语言的目的不止在于表现一个世界,而且在于把这个世界表演出来。神圣性是通过言语、故事、意象、建立圣地和神圣时刻等等而被表演出来的。
  此外,宗教中还有一些流派力图把阐释彻底推向经典的字句以外,其目的是要表明,宗教的真实目标是不可能用任何概念来进行全面探讨的。传统的道教和佛教的禅宗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道教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禅宗也谈到把经文的阐释转移到经文以外。解答禅宗的“公案”需要心克服其本身的假二元思维,克服其本身对语言的对象化本性的依赖。
  在宗教内部,阐释是一件严肃、庄重的大事。阐释者们往往穷其一生,殚精竭虑,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投入到阐释的工作中去。
  综观以上对宗教所作的社会学、心理学、比较和内部的阐释,既有局外人的,也有局内人的,那么,宗教到底是什么?
  佩顿说,人们对宗教所作的阐释有千种万种,但都只不过是像盲人摸象的情形那样。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当盲人们把各人的所得拼凑起来,也许还可能形成大象的一幅完整的画图,但人们对宗教的种种阐释却无法组合成这样的一幅图像。
  想来也是,关于宗教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随人们的不同视角而异,而且随时间、地点、境遇、甚至一个人的心境、阐释者的听众不同而变化。此外,宗教、宗教行为、宗教仪式和宗教圣物也大可以有多重含义。这就是所谓宗教阐释的语境性。因此,佩顿在阐释宗教方面使用的是一个多元论的相对性模型。也许是为了避免“多中心即无中心”之嫌的缘故,他声称,这个相对性模型并不是一种固定立场,不是有关世界的本性的客观断言,而是指不同语言和立场给世界赋予不同结构的方式,是对领会过程的肯定,是理解阐释的世界的实践模型。但是,佩顿强调,阐释不止是学术消遣,以不同方式解释一部圣典的经文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如果说什么样的阐释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那么,什么样的阐释也就在那些世界里造就出什么样的行为。因此,人们不可以抽身事外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不就是阐释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阐释的那一刻,世界的命运也随之系于一线。”
  然而,当今之世,“民智已启”,据说还达到了“大智”的程度。阐释似乎不再必要了。更何况从老子到孔子,完成了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哲学”的转变,到司马迁,史学从此成为中国“哲学”之大宗(刘小枫语)。这该不是又一种“没有精神的局面的精神”吧。


“德赛”风流去,“秘逻”争芳来?
■  叶 隽
  德国古典文学与古典哲学之同生共兴,要求研究者在面对文学文本的同时,必须关注其背后的哲学思辨。至于那代人文史哲皆通的“通人本色”,更是在研究中必须生出充分的“同情之理解”。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其所谓的三大支柱,即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与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姑且搁置不论,就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而言,正反映出源自希腊的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
  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主流话语,一直是后世顶礼膜拜的重要思想。在德国思想史中,更是毫无疑义的占据主导地位,自康德以来,费希特、黑格尔等大家无不承此统绪。表现在文学史上,则歌德、席勒等人莫不可纳入此主流之中(虽然他们日后有所调整,试图开辟出融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为一家的“古典镜像”)。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似乎接触不太多,但举一些比较普遍的例子来说明,则易看的明白,譬如说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一般因其反歌德的激烈姿态,而往往被人贬低。其实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充分表现出走向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浪漫派从总体上来说;是在神秘主义的大背景下的,而启蒙者则守定的是理性主义的立场。这一大体的梳理,对于自己理清德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无疑是有益的,但若要追溯源流,至少要探究到前面的德国中世纪,这一段的思想史颇是复杂晦涩,主要以神秘主义(宗教)为特点,读了些东西,便又放下。
  近日读到《论秘索思》一文(收入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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