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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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草根红学杂俎》，邓遂夫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版，26．00元）
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告诉我，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思想世界，最简易和最让人舒心的办法之一是阅读优秀作品的代表性汇编。优秀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抓住人们心灵深处，比历史研究著作或游记的刻画更能揭示民族特性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我深信，这也正是杜钟瀛挑选和翻译《芬兰短篇小说选》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它将为读者开启通向了解芬兰社会从十九世纪末直至今日发展的大门。借此，通过目光敏锐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时期进行观察和分析。
被译成中文的当代芬兰文学作品为数极少，因此《芬兰短篇小说选》为用中文出版的芬兰文学，——我还希望也为用中文出版的整个欧洲文学，填补了重要的空白，给爱好文学的中国读者提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得到尽情欣赏的机会。
鉴于以上，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钟瀛大使精选和翻译出版这部选集是真正的文化之举。选集和译作，始终反映着作者的个性。杜大使以这部选集为他赢得了芬兰语文学作品重要中文翻译家和我们两国间文化合作重要支持者的不可改变的地位。今年是以雪尔薇，吉科宁夫人——她的一篇作品也在选集之中——率领的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五十周年，可以认为，正是这一访问开创了芬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本文作者系芬兰驻中国大使）
（《芬兰短篇小说选》，杜钟瀛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沈永赋先生的《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美文学论稿》是一部见解新颖，学术上颇有建树的论著，反映出作者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厚积薄发，持之以恒的精神，读后令人击节赞赏，兴奋不已。
论著既精且专，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世界文学史上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国家特别是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书中既有对于大的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理论探讨，又有对于重要作家笛福、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莫里哀、莫里亚克、萨特等人作品的分析，有史有论，含英咀华，多姿多彩，是近年来欧美文学研究也是整个世界文学研究中一部既扎实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弥足珍贵的是，作者显示了感悟艺术作品美学品味的能力与思辨能力的有机结合。书中所提出与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都是有创新意义的，作者都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消解”与“解构”、后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特性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所具有的努力探索，注重创新的学术品质。
世界文学研究的学科在中国历史并不太长，但却是一个充满争议而又在争议中迅速发展的学科。
仅从这个学科的命名来看，就可谓变化多端。起初有称为“欧美文学”或是“西方文学”的，以后把东方文学纳入，称之为“外国文学”，稍后，又变成了“世界文学”。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教育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尚且不算在外文系开设的各语种的文学研究，如英国语言文学、法国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俄国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中文系的欧美文学等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中，又具体划分了欧美文学或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等不同专业方向。这就使得这个学科的规范变得相当宽泛，也因此招人物议。
古人尝言：“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正其名也”。世界文学的名称多变正反映出这个学科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初期，外国文学与文艺思想大量涌人中国，兴起了早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其中欧美文学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受到前苏联文学的较大影响，俄国人的“外国文学”教学思想进入中国，俄苏文学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兴起，与世界文学合流，逐渐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规范。
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发展表现出世纪之初中国的文学研究随着社会变革所经历的巨大转折，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这个时期起步的。1900年原东吴大学成立，教席黄摩西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中，已经有对于欧美文学的比较，但这种比较是简单的、初步的。此后到1949年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开设了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北京大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课程与其教材《欧洲文学史》（1918年）、梁实秋的英文学课程、吴宓的比较文学课程与相关教材都对于这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影响。
未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是荜路椎轮，开启山林，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执教者大多是留学欧美、才华出众的学者，但学科教学与研究还只是早期的水平，以对于外国文学名著与杰出作家的介绍为主，没有系统的文学史理论体系，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也没有系统理论。这都与当时的中国高等院校实际有关，作品翻译与理论研究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另外，对于东方文学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国家等的研究也相对缺乏。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等地有一些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进行了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的研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作了准备。
第二阶段（1950~1978）是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虽然这个时期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世界文学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学科之一，但它仍然发展起来。
首先是俄苏文学的迅速崛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俄苏文学成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苏联学者编写的各种论著，如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苏联科学院高尔基研究所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等著作对于中国影响很大，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的世界文学发展可以说是复杂的，俄苏文学占有过大比重的问题逐渐得到调整，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俄苏文学虽然对于中国文学有过特殊的影响，但是俄罗斯文学仍应作为欧美文学的一个部分，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一合流也加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力量。
从整体上来说，世界文学成为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总体文学研究，它奠定了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外国文学史”这一课程成为一门基础课程的地位，在大多数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大学中，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成为文学系列课程的主体，这——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另外，理论化与体系化成为世界文学学科的最重要贡献，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直接联系，苏联学者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念如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作家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文学思潮与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问题都在这——时期提出，这些问题经过多次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学科可以说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特别是冯至的《德国文学简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论著与教材，在各高校教学与研究中得到普遍采用，提高了教学与研究水平。
第三阶段（1978年之后）中，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繁荣昌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主要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使得世界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甚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最具活跃的学科。现当代西方各种文学与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介绍极为迅速，大有超前之势。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等问题早就由弗里德里奇·詹姆逊等人介绍到中国，其代表作在中国出版之早是远在其它国家之前的。笔者在美国大学里讲课时曾经引用过的拉康等人的理论，同系的美国教授与学生都大感新奇，“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其实并非美国没有人研究，而是关注外国新理论的程度远不如中国。
当然，对于世界文学学科产生最大影响是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比较文学虽然在中国早就有吴宓等人的提倡，但毕竟没有能在多数院校成为主要课程。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盛，各校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而且多数是与世界文学一同开设的。九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决定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
世界文学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东方文学的兴起，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课程系列中独立成为一门课程。高校世界文学史教学中一般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两大部分，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笔者所感叹的是，世界文学的研究仍是任重道远。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理论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史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文学等思潮都对于文学史编写有直接影响。笔者认为，以新观念新材料来编写新的世界文学史，重新评价文学事实、阐释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任务。
新的文学史编写中，推陈出新是最主要的宗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于文学原著的分析与批评理论的介绍。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Nothrop Frye）曾经有一句名言：作品无言，而批评有声。所以他主张把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而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建立起一门系统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研究文学吏各种现象时，不妨将这种系统现念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在这方面，像沈永赋先生这种既有理论观念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关文学论稿》，沈永赋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9月版，18．60元）
一篇读罢头飞雪
■ 韩三洲
2003年，是现代中国两个历史名人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年。一个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缅怀声势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另一个是同年9月9日出生的梁漱溟，除去其家乡广西出版了一部《梁漱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外，未见到有其他更特别的纪念方式。其实，在这两个同年生的名人身上，很有些历史契合，命运常常使他们不期而遇，或交流，或探讨，或冲突，或反目。1918年，梁漱溟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在哲学系任教，二人家中交流往返，毛泽东常去开门，虽多次见面，但很少交谈。1938年1月的抗战时期，梁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