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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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父看来，当时的旧派只是“能感觉西方化的压迫而表示反对的”，但只是“为东方化盲目的积极发挥”而已，“他们并非能看到东西文化问题，而去作解答”。至于新派，“是被世界西方化的潮流所鼓动”，只是“能感觉西方化的美点而力谋推行”，“有似受了药力的兴奋，也并非看到这东西文化的问题，有一番解决而后出之”。
　　上述这种情况，在先父看来是表明人们对此问题的解决的急迫性缺乏认识。他说：“这个问题自是世界问题”，“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并不是东西文化对垒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所谓东方化的存亡，自是包括中国文化的存亡，也就是中国民族是存是亡的问题。“这种险恶的形势想要模模糊糊混过去，是断乎不行的，乃不料逼到眼前的难关，大家竟自无人看见”。
　　上面这几句话是先父1919年暑期所写。这就是他眼中当年东西文化问题的实况。此时在他来说，思考并研究此问题已有两年之久，而且获得了一个初步结果。转过年来，即1920年秋冬间，他即首次以连续讲演形式，在北大报告了自己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结果。再过一年，即1921年，他应邀去山东济南再次就此问题作了连续讲演。同年，将两次讲演记录加以合并整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首次出版了。
　　此书的结论是，全世界的文化可大略分为三大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它们各自有其“特异色彩”与“根本精神”。它们之间虽有不同，但非古今新旧之分。总之，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各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依此观点，一如现代西方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它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并将在今后为人类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种看法，在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高涨声中，无疑是在维护并赞叹孔子，这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主张“全盘西化”者，认为这是对新思潮的一种反动，自然是反对；而对那些对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的人来说，则使他们恢复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而表示赞同。但无论是褒是贬，先父自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至于后人评说，以为此书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之一，他本人并因此书而被视为儒学的先驱，这些自然都是他始料所不及之事了。
　　
　　五
　　
　　先父在北大任教六七年间结识的朋友为数不少，如梁启超、林宰平、伍观淇、熊十力、李济深、陈铭枢、李大钊诸先生。他们中多数人比先父大十岁或二十岁，因此可算是忘年交。先父认为彼此关系在师友之间。现在只举两位先生说一说。
　　先父曾说：“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先父早年致胡适之先生的信里曾说：“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在这里所说“独与守常相好”，自然是表明先父与李大钊先生关系不同一般。
　　先父入北大后，不久李大钊先生也任教于北大，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二人同在一所学校，而图书馆又是先父常去逗留之地，更何况早在进入北大之前，二人即已相识了，十分熟识自不待言。先父曾回忆说：“当我每次到北大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之后，必定去图书馆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也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二人如此交往，可见彼此相交之深，毫无客套。
　　197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送来一张四人合影旧照。先父审视良久，便写下这样几句话：“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因此有此“我与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展示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张申府与雷国能二位本是先父在顺天中学堂同学，又均与李大钊先生相识。）
　　1921年末，先父决定放弃出家的心愿，将要成婚，特意为此“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李先生则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先父还记得，李先生曾解释说，他父母早逝，自幼随祖父母生活，而二位老人自顾年迈，故早早为其完婚；当时李先生似仅十二岁。
　　先父离开北大三年后（1927年），李大钊先生为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献身了。当时先父尚在北京，虽曾参与遗体装殓事，但仍感“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又数年后，先父在致胡适之先生信中，谈到“我们怎样解决中国问题”时说：“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可见在先生已牺牲多年之后，对先生崇敬之情仍萦回于怀。
　　还应说到先父在北大时期结识的另一位朋友熊十力先生。
　　1919年上半年的一天，先父收到一张寄白天津的明信片，寄信人名熊升恒，南开中学教师，素不相识。明信片上所写的话不多，大意是说：在你写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中骂我的话，我看到了，你说的不错。希望有机会见面晤谈。不久，学校放暑假，熊先生即来京相会，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毕生的朋友。
　　先父之所以责备熊先生，是因为他在《庸言》（梁启超先生主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到佛家，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其害不可胜言”。先父即在《究元决疑论》一文中指名道姓批评了熊先生，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二人分歧起自佛学，二人一见面，谈话仍从佛学问题入手，最后归结是先父劝熊先生研究佛学。
　　1920年，先父介绍熊先生人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1922年，先父在担任“唯识学”课约两年之后，“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遂建议另请高明，得蔡先生同意后，遂将熊先生介绍来北大，接替他讲授“唯识学”一课。
　　熊十力先生原名“升恒”，字“子贞”，长于先父八岁，湖北黄冈人：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只在乡塾里读过几年四书五经；有时边放牛，边自学，终成为著名哲学家。与先父具有中学学历相比较，那熊先生才更是位自学成材的人物了。后来熊先生转而研究儒学，卓有成就，终被认为是“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
　　先父在北大任教七年间，又结识了一些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朋友，他们多是北大的学生。先父入北大时二十四岁，听他授课的同学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年纪。如冯友兰先生与朱谦之先生均只比他小两岁。又如陈政先生（仲瑜）仅小于先父一岁。结识的学生不限于哲学系，也有其他学系的，如中文系的罗常培（莘田）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和罗庸先生（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也有外校的，如高师的徐铭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还有旁听生，如王恩洋等。其中陈亚三、黄庆（艮庸）、王平叔（维彻）、张做知诸先生，后来成为先父办学或从事乡村工作的得力助手，“关系甚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
　　现存1921年9月先父与三位同学的合影一张，他为此合影曾写下这样的话：
　　这是我同我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鏖、朱谦之、黄庆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
　　由以上所记，可见先父当年在北大时，他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谊兼师友。
　　
　　六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辞整理成书既已出版之后，他随即在此书自序中写下这样一些话：“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人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这个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因此可以说“现在这本书是我改变态度的宣言”。这表明随着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完成，指导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随之有了改变。这是人北大后第五年的事。
　　依先父的见解，人们的人生态度（即人生观）大略可分为三种：一是“逐求”的人生态度。即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欲望的满足就是最大幸福。能彻底发挥此种思想的为现代西方人。二是“厌离”的人生态度。以为人生是苦，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发挥此种思想最到家的为佛家。三是“郑重”的人生态度。以自觉的力量郑重地去生活，而非赖外力的催逼或刺激。发挥这种思想最到家的为儒家。
　　先父回顾其一生，大体说去在十岁至二十岁期间，自己的人生思想与第一种人生态度相近；二十岁以后至二十八岁；其人生思想为“厌离”的人生态度；自二十八岁以后转为第三种人生态度。他晚年曾写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记述其一生的人生思想曾经历了三个时期；发生过两次转变，其中第二次转变即发生于北大任教时期，从而“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
　　“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这又是他当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写下的一段话。同年底，他成婚了，再过两年，　1924年先父更辞去北大教职，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经过一些曲折之后，终于投身于农村，从事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乡村建设——去了。　　　先父生活在北大前后七年，对北大的种种是如此熟习，又如此亲切。这里有他首次登上大学讲台的那间教室。这里有他出入其间无数次的红楼，还有时常去光顾的图书馆。在这里，有与他曾朝夕相处、彼此辩难的同事。在这里，有与他曾相聚于课堂、相互切磋的同学。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告别了曾培育了自己的北大。多年后他写下了这样两句话：“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本文为《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主编，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一节。该书还收入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陈汉章、熊十力、丁西林、丁文江等北大学者的后人所撰写的文章。


回忆钱钟书先生
■　　张金言
　　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中很少讲空泛的道理，往往是就一个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