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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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这对夫妻的大名我五十年代就知道，但在 1989年以前却没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因为他们是著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苏联不会出版，中国不会翻译。今天看来，他们确实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救出来。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1941年6月22日，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在巴黎电台发表讲话，称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对希特勒决无好感，但只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的变节行为为大多数俄国侨民所不齿。但综观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仍不得不承认他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众神复活·达·芬奇》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谢》，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小说。他还写过评论俄国古典作家的书，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他的三部曲都已译成中文，我只读过《众神之死》，很想读《果戈理与小鬼》，因为果戈理是我青年时代偏爱的作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吉皮乌斯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如果算上未出版的作品也可以说著作等身了。她是俄国象征派的领军人物。她在巴黎是老妖精式的人物。托洛茨基谈到她时说过一段话：“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可每一想起吉皮乌斯，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女妖精。”叶赛宁说吉皮乌斯是蜇人的黄蜂，因为她攻击起人来极为恶毒。奥多耶夫采娃把她比作果戈理小说《维》中从棺材里探出身子的百人长小姐。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吉皮乌斯已年近六旬，仍浓妆艳抹，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涂得嫣红，脖子上挂着红珊瑚项链，手握长柄眼镜。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妖精的打扮。她随意刺人，叶赛宁说她像黄蜂是不错的。吉皮乌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众人崇拜的偶像。吉皮乌斯名声大，却无像样的作品。她仇恨布尔什维克，但并无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访问过中国）在《星火》杂志主持《二十世纪俄罗斯缪斯》专栏。1989年叶甫图申科想发表吉皮乌斯的诗，书刊检查机构不批准。但他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那里，头头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这位头头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吉皮乌斯还能对苏联产生什么有害的影响？我看过不少回忆她的文章，但没读过她的诗。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下去。她的作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如能遇到我没读过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我倒想读读。
奥多耶夫采娃用较多篇幅刻画苔菲，苔菲是值得特别介绍的俄国作家。十几年前，我写的介绍苔菲的文章《试拨尘雾现清辉》，便是受到奥多耶夫采娃的影响。以后又读过苔菲的小说，非常喜爱，并翻译了六篇，这大概是中国介绍苔菲的开始。苔菲是俄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幽默大师，她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深得其中三昧，又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者，左琴科可谓苔菲的嫡派传人。
苔菲在十月革命前已是遐迩闻名的幽默作家，从邮政局小职员到沙皇大臣都爱读她的小说。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是她的读者。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之际，宫廷准备出版纪念册，大臣垂问尼古拉二世收入哪位作家的作品，沙皇回答道：“苔菲！只收入她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收！”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也知道苔菲的影响。西蒙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1946年他和爱伦堡访问巴黎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下达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当然他们两人一个也没回来。
苔菲嘲笑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这是她与同她风格近似并深受她影响的左琴科不同之处。左琴科嘲讽的是苏联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苏维埃政权下产生的不良现象，而苔菲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她的短篇小说《毅力》为例。《毅力》写一个叫伊万的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喝酒，一定要戒酒，只要有毅力戒酒并不难。伊万决心戒酒，相信自己有毅力。回家的路上看见商店里摆着白兰地。他想，买一瓶带回家不喝，表明他有毅力。回家后立即锁在食橱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想：“我把酒拿出来摆在桌上不喝，说明我有毅力。”酒放在桌上后，伊万又想：“只要有毅力，启开也可以不喝。”酒瓶启开了。伊万看着启开的酒瓶，忽然下了决心：“不，我还要进一步，倒上一杯。不仅如此！我甚至喝一杯。人要是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接着为了证明他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他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最后醉倒在桌子底下。
苔菲曾在女布尔什维克安德列耶娃发行、列宁掌舵的《新生活报》上撰稿，同布尔什维克有过短期合作，但她不理解也不接受十月革命。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在《在格拉森崖上》、《断头台》和《儿童》等小说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920年她流亡巴黎，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创作力依然盛旺，佳作不时问世。苔菲晚年孑然一身，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1952年溘然长逝，但她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重返祖国。我读她的作品时，有时想，哪天我再到俄罗斯去，同俄国朋友一起咀嚼她的每个句子，把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是极辛苦的差事，局外人难理解，局内人也未必都理解。要把苔菲原汁原味地翻译过来，谈何容易，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除布宁外，奥多耶夫采娃着墨最多的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墓·阿达莫维奇。奥多耶夫采娃把两个格奥尔基写得活灵活现，比其他人物丰满。这可以理解。一个是她丈夫，另一个是她丈夫的好友也是她的好友，她对他们自然更熟悉，下笔便会带感情。但在文学史上，不论是伊万诺夫还是阿达莫维奇，都无法同她写的其他人物相比。两个格奥尔基有相同的地方，都才华横溢，懒散成性。阿达莫维奇有赌徒心理，忌妒心极强，睚眦必报；伊万诺夫则玩世不恭，一副名士派派头。阿达莫维奇年轻时期写过诗，但算不上多大的诗人。到国外后，倒在俄国侨民当中成为最权威的评论家。要挤垮谁，只要他振臂一呼，其他人便蜂拥而上。一次他和巴尔蒙特在《最近新闻报》相遇，争吵起来。巴尔蒙特懂得多种语言，博览群书，阿达莫维奇只懂法语。巴尔蒙特说他是“教育不足的呆头呆脑的中学生”。这句话刺伤了阿达莫维奇的自尊心。阿达莫维奇决心报复，发动他的追随者，把巴尔蒙特挤出巴黎。茨维塔耶娃也是被巴黎的同胞们挤得走投无路，只得走上死路——返回苏联，1941年8月31日在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上吊自杀。把他挤走的同胞当中，就有阿达莫维奇。伊万诺夫比阿达莫维奇有诗才。他在国外出版的诗集《玫瑰》受到好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封为侨民第一诗人。他还写过一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讲述十月革命后彼得堡的作家、诗人、画家和演员等文化人的故事。写得十分有趣，但很多情节是他编造出来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看了大为恼火。我看过这本回忆录，还动过翻译的念头，后来知道很多故事是他编造的，便打消了念头。顺便说一句，俄国姓伊万诺夫的诗人、作家很多，提起伊万诺夫，人们往往想到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装甲列车——16—69》的作者，而不是侨民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 巴尔蒙特和扎耶采夫也需要介绍几句，一个是曾在诗坛上大放异彩的诗人，另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作家。巴尔蒙特，用勃洛克的话说，“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他是二十世纪初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诗集《只是爱情》轰动一时。二十世纪俄国诗歌史可以没有阿达莫维奇，甚至伊万诺夫，却不能没有巴尔蒙特。巴尔蒙特周游世界，通晓多种语言，把外国很多作品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打开俄国人的眼界。他激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写了《复仇者之歌》，并到处朗诵，惹恼了沙皇政府。1907年沙皇政府请巴尔蒙特离开俄国，他不肯走，理由是没有路费。沙皇政府给他拨出两千卢布，他才走的。沙皇政府的温和态度让古米廖夫惊叹不已。二月革命后巴尔蒙特回到俄国，那时俄国诗坛上已形成各种流派，奇怪的是不管左的还是右的流派一起攻击他，糟蹋他的流言满天飞。说他是猎艳能手，女人见到他便委身于他。有个女人敢于反抗，他气得要命，从三楼上跳下去，落到垃圾坑里，头上撞出一个大包，自此文思泉涌。他无法在国内再呆下去。1920年好心肠的卢那察尔斯基放他到国外去。他到巴黎后又被阿达莫维奇一伙挤走。巴尔蒙特与谢韦里亚宁有相似之处，晚年也写得很多，但并没有明显地越写越坏。
扎伊采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前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1922年莫名其妙地被契卡关押，释放后获准出国。他继承了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传统，作品紧扣现实，文字清新优美。他还把但丁的《神曲》译成俄文，其贡献不在他创作之下。我在写高尔基的几篇文章时，读过扎伊采夫的小说《蓝色的星》，他在书中记述了俄国知识分子成立俄国赈灾委员会的经过，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官方委员会而被捕的。扎伊采夫为人忠厚，和蔼可亲，受到侨民作家一致爱戴。奥多耶夫采娃把他同布宁对比，在目无下尘的布宁的衬托下，扎耶采夫更显得淳朴可爱。由于流亡国外的原因，他的作品长期不能在苏联出版。他的作品返回祖国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扎伊采夫作为白银时代的重要代表，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 1946年奥多耶夫采娃写到参加欢迎西蒙诺夫和爱伦堡的招待会时，带出了画家安年科夫。安年科夫闻0刚被妻子遗弃，痛不欲生，奥多耶夫采娃陪他在街上转了一夜。新经济政策时期安年科夫是苏联最走红的作家，给很多人画过肖像，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画得最传神的是阿赫玛托娃的肖像。1924年他离开苏联，出国的原因我已记不清。我有他的《会面日记》，他写的内容并不新鲜，很多人都写过，但我很喜欢他的画。 布宁是奥多耶夫采娃书中浓墨重彩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