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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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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始至终,全落在毕竟空的境界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佛家教人真切认识此境界,然后能安住在此境界中,这即是佛家所谓涅槃境界了。其实涅槃境界,还是一无所得,还是毕竟空。只是人不了解,硬要在此毕竟空的境界里求所得,硬想满足自己一切欲望,这便形成了人生种种愚昧与罪恶。
  佛家在此一方面的理论,实是大无畏的,积极的,勇往直前的。他看到了,他毫不掩饰隐藏,如实地指出来。耶教又何尝不然呢?耶教教理说人生原始是与罪恶俱来的,要人信耶稣,求赎罪,死后灵魂可以进天堂。天堂纵或与涅粱有不同。但此眼前的现实人生,岂不也如佛教般认为是毕竟无可留恋吗?耶稣上了十字架,是不是他得了些苦痛呢?是不是他得了一个死刑呢?那些毕竟是一个空。苦痛也罢,死刑也罢,过了即完了,而且是当下即过,当下即完的。因此这些都不足计较。大凡宗教家看人生,无论古今中外,怕都是一色这样的。
  为何中国人不能自创一宗教?为何宗教在中国社会,终不能盛大风行呢?为何一切宗教教理,不能深人中国人心中呢?正为中国人看人生,却认为人生终是有所得。就普通俗情看,说中国人是一种现实主义者,但深一层讲却并不然。中国人心中之所认为人生可以有所得,也不是指如上述的一切现实言。而中国人心中则另有一事物,认其可为人生之所得。这一事物,也可说它是现实,也可说它非现实。让我再进一步来申说。

  中国人认为人生终可有所得,但此所得,并不指生命言。因生命必有终了,人生终了必然有一死,因此生命不能认为是所得。至于附随于此生命之一切,更不能算是有所得。此一层,中国古人也看到,只没有如其他宗教家般彻底尽情来描述它。因在中国人心中,认为在此生命过程中,人生还可有所得,而求其有得则必凭仗于生命。因此中国人对生命极重视,乃至附属于生命之一切,中国人也并不太轻视。孟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既为人生所必需,并可说此人生本质中一部分。因此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内,既包括有食与色。孟子说性善,连食色也同是善,此乃人生之大欲,人生离不开此两事。食色应还它个食色,不该太轻视。孟子又说:“可欲之谓善”,食色是人生中可以要得的两件事,而且是必需要的两件事,因此也是可欲的,哪能说它不是善?但人生不能尽于食色而止,食色之外,更有较大的意义与价值该追求。人生欲望有些要得,有些要不得。饿了想吃,是应该的,是可欲的。但若专在吃上着想,求精求美,山珍海味,适成为孟子所说的饮食之人,好像人一生来只专为的是吃,那就要不得。
  我们既说是要得的,我们便该确实求有得。如饿了想吃便该吃,而且须真个一咽了,进到胃里消化着,这才是真有所得了。故孟子又说:“有诸已之谓信。”信是说真的了。真有这一会事,真为我所得。如在我面前这一杯水,我须拿到手,喝进口里,真的解了我之渴,这才是有诸已之谓信。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既非真有诸已,更不是信。
  孟子又接着说:“充实之谓美。”譬如吃,若饿了,吃得一口两口,譬如饮,若渴了,喝得一滴两滴,不解我饥渴,那还不算数。人生凡遇要得的便该要,而且要真有得,又该得到个相当的分量。如见一块羊肉,那不算,须能真吃到那羊肉。而且只吃到一丝一片,尝不到羊肉味,仍不算。必须成块吃,吃一饱,我们才说这羊肉味真美。美是美在其分量之充实上。如路见美女,瞥一眼,觉她美,便想和她能说几句话,成相识。相识了,又想常交往,成朋友。友谊日深,又想和她能结合为夫妇。结合成夫妇了,又想能百年偕老。甚至死了,还想同葬一穴,永不分离。这才是美满。常俗所言美满,即是孟子所谓之充实,此乃圆满具足义。故不满不充实者即不美。
  诸位或许会生疑问,孟子所讲,乃指德性言,不指食色言。然当知食色亦属于德性。德性有大小,有深浅,然不能说食色非德性。中国古人讲人生,特点正在如是般浅近.不仅是大家懂,而且大家正都在如此做。由此基点,再逐步推到高深处。因此其所说,可成为人生颠扑不破的真理。宗教家讲灵魂,讲上帝,讲天堂,讲西方极乐世界,讲涅槃,这些在真实人生中,并不曾实现,并不能实有诸己,更如何去求充实。凡各派宗教所讲,只要确能在真实人生中兑现者,中国人则无不乐于接受。但遇不能证明,不能兑现处。中国人便不肯轻信。宗教必需得信仰,但都是信其在我之外者。而中国人则求其能真实在我之内,真实有之己,才说是可信。因此中国人讲人生真理,不大喜欢讲信仰,而最喜讲体验。体验是实有之己,当下可证可验。要不信而不可得。然后再在这些可证可验的事物上求充实,求满足,求推扩,求进步。
  充实之不已,便会发生出光辉。如电力充实了,那电灯泡便发光。人生发出光辉来,向外照射,这光辉超越了他自己,可以照得很远,把他的生活圈放大了,这才叫做大。故孟子又接着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人生到了大的境界,便会对内对外发生多样的变化来。让我再作些浅譬,如一人,饮食充盈,肌肤润泽,便见容光焕发,那即是身体内部充实而发有光辉了。又如一家和睦,夫妇好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业隆起,博人涎羡,那即是此一家内部充实而发有光辉了。当然,上引孟子所指,并不在饮食上,不在男女上。孟子所指则指人之德性言。人能在德性上发出光辉,才始是大人。但德性并不是神奇事,人人具有,人人生活中皆具见有德性。我们不妨先从浅处说。当知愈浅便愈真,人生真义却正在那些浅处。
  大了才能有变化。孟子又接着说:“大而化之之谓圣。”此所谓化,不论内部与外部,因其光彩烛照,可以随意所之,发生种种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到达了最高的境界,那便是圣人了。既是大而到了能化的境界,化则不可前知。因此孟子又说:“化而不可知之谓神。”此所谓神,并不是超出了人生界,到另一世界去。其实则仍只是一个人,仍在此人世界,只是人到了圣的境界,而不可前知了,我们便说他是神。这是人而神,所以中国人常爱说神圣。

  让我把孟子这番话,再重复说一遍。人生到这世界来,一张眼,五光十色,斑驳迷离,我们该首先懂得什么要得,什么要不得。其次,要得的便要,要不得的便不要。第三,要得的便该要得充足无缺陷。第四,要得充分圆满具足,到那时便能大,便能有变化。如何说充实具足便能大,便能有变化呢?譬如山高了,便生云气。水深了,便起波澜。人生坠地,赤裸裸,一切欠缺.尽向外求充实。最先是饮食,其次是男女。当他永远在向外寻觅一些来补充自己赤裸裸一身之所缺,那他的人生永远限于一个身。人生只是身生,又和禽生兽生有何分别呢?但到他成人了,成家了,生男育女了,那不仅是向外有所取,而且是向外有所与,他的人生已不限于身生,他的生活圈放大了。他的满身精力已化为光彩,向外发射了。所以他以前是一个小人,此后则成为一大人了。小人指其生活在小圈子而言。小圈子的生活,我们称之为身生。大人指其生活在大圈子而言。大圈子的生活,我们称之为人生。小人生活,则专想把外面一切来充实其身生。大人生活,则把身来供献与人社会。把身来供献给人社会,遂于此见德性,于此发光辉。如是,则大家把他的生命光彩放射到外面去,在人社会中交光互映,自然会生出种种的变化。
  人生若能照此指向,不走入歧途、人人能在充实的生命中,发越出光彩。光彩愈放愈大,只要他光彩所到,那里便化成为光明。在他个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圣人,而更进则像是一神人了。若使人人如此,便见人生之伟大,便达人生之圣境,也可希望人生之神化了。到那时,人世界已不啻是夭堂,是极乐世界,是神仙下凡。既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人皆可以成神。只由人生实践,一步一步达到了近是神,这岂不是人生还是终极有得吗?只是其所得则决不在生命外,而在由于其生命过程中所完成的德性上。

  上一讲已说过,天赋人以性,因有此性始成其为人,亦始成其为我。由性始有德,故中国人常连称德性。如人有孝性,便有孝德。人有至善之性,便有至善之德。德又称品德,品有分类义,又有分等义。人虽同具善性,但个性不同,善可以有许多类之善。人之完成善,又可有许多等级。圣人则是至善而为人中之最高等级者。
  天既赋我以善性,因此我之成德,乃得于己之内,得于我之所固有,而非向外求之而得者。惟其是得于己之内,故要得则必可得。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时代环境,尽管有甚多的差别,但处此时代与环境者,则总是一个我,总是一个己。我总是向自己求,则一切时代环境外面变化,可以全不成问题。
  但求而得之的究是什么呢?所谓自得,不仅是自己得之,同时是得了他一个自己,即得了一个我。试问若得了其他一切,而失了我,那样之得,又有什么意义呢?若我得了财产,我成为一富人。一旦破产了,我又成为一贫人。但贫富虽不同,我仍是我,于我则无所失。若我处安乐,我成为一安乐人,一旦陷入患难,我又成为一患难人。安乐与患难虽不同,我仍是一我,我仍无所失。但试问,所谓我者又究是什么呢?你若说,我是一富人,这不可靠。因你或许一旦会变成一穷人。你若定说你是一富人,一旦穷了,这不是失掉了你了吗?纵使不变穷,死了,财帛珠宝,带不进棺材,你仍是失掉了你。当知人之生,天赋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为人,不能说有了财富安乐,始成其为人。于人之中有我,因我在人性中,又有我自己之个性,才始成为我,不是有了财富而始成为我。但个性又指什么而言呢?如舜是一大孝人,周公亦是一大孝人,孝是一种德性。舜与周公完成此德性,所以舜与周公是孝子。孝子是人生中一品目,一样色,舜与周公则确然成为一个有品有样子的人。但舜与周公,一处贫贱,一处富贵,一处安乐,一处患难,时与境绝不同,可见时境与人生实无大关系。
  我要孝,我便能得孝,孝是率性,同时是立命。因我要得便可得,故说是立命。而且孝出乎人之天性,我要孝,则只是要孝,孝之外无他求。因此行孝乃当下而即是,现前而具足,报应即刻兑现,所谓心安而理得。如是则孝之德,乃是一种大自由与大自在。此种自由自在,中国人又称之为福。故又称“自求多福”,又常福德兼言。当知只有有德人,才始是有福人。
  中国人又常重德不重才。因德乃求之己而无不得,因此重德便走向安与平。才则求之外而不必得,因此,重才可以走向危与不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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