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游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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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尽管美国的民主政治并非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样完美，但立国200多年的实践，还是可以说明这个体制有很多可取之处。美国的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基础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参与该会议的55位代表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但是他们并不是圣人，这是一个集体博弈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富有远见，希望创造新的政府形态以避免两件事的发生，一是独裁，他们早就受够了英国王室的专制；二是混乱，大伙儿一致认为这比独裁还要糟。他们建立复杂的制衡制，目的就是试图在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点，消弭大小州之间的差异。但是同时每个人又代表着各自的集团利益，在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方面各有立场，争吵不休。最终形成的美国宪法可说是“远见”和“妥协”的综合成果。事实上，很难说究竟是前者的远见卓识，还是后者的争权夺利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贡献更大。
游戏需有规则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生活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法律、道德和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和惯例等等。当然，这些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情况的改变和人们的要求不断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大吃苦头。
其实，也可以说，那些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们试图在社会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社会的游戏规则固然是稳定的、安全的，可是来得太慢了。如果我能一下子弄到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一分一分地挣？应该说，这种不劳而获的心理是普遍的，可是为什么它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呢？
银行大盗总有某些传奇色彩，可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抢劫银行可能是最不划算的人类行为之一。其成功率之低、风险之大（包括漫长的法律追溯期）、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之多，简直令人怀疑还要做这事的人是否具备正常的理智。
据一项统计：每1000起这类案件中，真正得手的只有110，而且抢到的钱也少得可怜：平均不到2000元。按照一位长期研究银行抢劫案的犯罪学专家的想法，银行大盗们不该被送进监狱，而是该被送进疯人院。
贴士：
犯罪为什么不是好买卖？风险太大算一个，不利于财富积累算一个，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这就是为什么罪犯不会适时收手的原因）也算一个。这些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作为个人，试图挑战规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规则与坏规则
规则定得过死，游戏不好玩；可是如果规则宽松得形同虚设，游戏又玩不下去。制定规则的分寸，着实不好把握。好的规则是既能保证不出乱子，又能最大程度地给游戏者选择的空间。就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围棋，最简单的规则却创造了最复杂的艺术，即使在这个电脑时代，技术专家还是无法制造一台“围棋深蓝”打败人类，给我们的智慧保留了一些面子，为此不能不感谢这个“完美的制度”。
在人类社会中影响最深远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就是找到一种稳定且公正的方法来管理并分配各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其利益、责任、义务、权利的方法。这些都是在政府出现之前就需要处理的。
古老的政府形态都要确立一个领导人，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借用武力、共识、年龄、家世，或是宣称拥有神权以主导重大决策。在危急的情况下，一个受认可的领导者不论多么无能，都比完全没有领导人要来得好，所有的军队都明白这个道理。绝对权威也许并不公正，却可以发挥效用，特别当危机来临时更是如此。
权威体制的另一种形态就是交由法律管理，在这样的制度下会产生一套严格而概括性的规范，这套规范可能自古老传统衍生而来，像各种宗教经典及汉谟拉比法典都是很好的例子，十诫则可算是一种精简版。
至于其他规范来自于普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决策都只能达到最低标准，对置身其中的人可不一定是件好事。
此外，还有一些规范是来自多数人的约束。这方式可能产生所谓的多数暴力，使得少数人的权益被牺牲掉。这个问题会因时间而变得微不足道，但在民主制度中是无法避免的。邱吉尔曾经表示，民主是无法避免的恶，这句话正说明了上述的两难。
博弈论不是“策略大全”
一本关于决策的书首先必须说服读者，理性地作决策是办得到的，而且也确实能改善决策品质。其次要告诉读者如何理性地作决策。我们常强调自己作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可是事实未必如此。如果再继续逼问下去，就只好承认，偶尔还是得碰碰运气，其实有时候并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命运这类因果的因素时常会影响决定，所以也只好见招拆招。不过，当情况危急，或者直线式思考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选择的决策还是很重要的，也会带来好结果。
当然，游戏不能直接拿来作为生活教材，只能片面反映现实状况。歌德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抽象的理论是苍白的，而生命之树常绿。同样，抽象的人生模型也许可以反映理性的决策，但是未必能完全照搬于现实。
就个体而言，由于决策人可自行决定并承担后果，因此，理论上应该有所谓的“最佳决策模式”，但仍无法保证每次都能作出最好的选择。在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人们经常因一时冲动而作出决定，结果有好有坏，但事后却很少记得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至于那些相当重要的决策，我们要么庆幸自己做对了，要么就幻想着不然的话会如何如何。
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些轻率、大胆、可爱的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成为畅销小说与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而这些鲁莽的英雄在作者的保护下，不必为其胆大妄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所谓鲁莽也就是做事不经大脑。他们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却毫发无伤，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另一种人则因优柔寡断、垂头丧气、害怕犯错，一辈子也成就不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事迹。“好花堪摘须及时”，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还有些人只作极端保守的决策，竭尽所能避免错误，他们也一样无法完成任何值得回忆的事，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更存在着许多空间。
本书的部分章节会以有趣的谜题作为开端，由简单到复杂，由理论到现实，并通过在不同情形下的决策和竞赛等实例，来了解已知事实的个人决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国家博弈的案例，来解释多人、多重标准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人类理性决策的原则，也可以发现人类理性中的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某些让人头痛的“困境”。从个人到群体，乃至国家和人类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这些困境，而我们能否解决它们，还有待时间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书本都无法向读者提供一本类似“策略大全”这样的东西。本书只能帮助读者建立博弈策略思维的意识，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假如你想将它们运用于你自己面临的某一个具体情况，并且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那么你还得再做一些体现你自己创造性的工作。
贴士：
生活就是如此。我们常常自以为已经踏上了一条所谓“完美”的坦途，并准备心安理得地走下去，不经意间，却发现当我们试图以一种逻辑、一套方法、一条道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时，总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
第1章 囚徒困境
人类的自私天性，使他们陷入“囚徒困境”难以自拔。社会生活和商业竞争中的许多逻辑都与这一困境密切相关。
合作是可能的吗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人们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人不是天使，他们往往首先关心自己的利益。然而，合作现象到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在每一个人都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合作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在与他人的社会、政治、经济交往时的思维和行为。
最著名的回答是由托马斯·霍布斯给出的。他悲观地认为，在有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的个体的残酷竞争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薄”。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一个有力的政府是必要的。
曾经有一位人类学家写了一个关于伊克人的故事：伊克人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民族，政府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山岭薄地的农民。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伊克人因此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他们六亲不认、极端自私、毫无爱心。
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他们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霉。
伊克人因此成为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后的命运将是什么。
今天，世界各个国家在没有统一领导（联合国只是个协调机构）的情况下交往。因此，产生合作的必要条件就与国际政治的许多中心问题有关。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手段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体现在区域冲突和军备竞赛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问自己还要请多少次那些从来不回请我们的客人来就餐。一个机构中的管理者为了得到一些回报而给另一位管理者提供帮助。一个得到绝密消息的新闻记者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而对来源保密。如果只有两个公司同时生产一个产品，一个公司定较高的价格是为了期望另一个公司也能保持高价，因为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当然消费者吃亏了）。
合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如果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状态下。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