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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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官与民之间，如果都有这样的境界和善意，还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还有什么芥蒂不能疏通？还有什么隔膜不能弥合？奥巴马的行为，恰恰体现了我们眼下最时髦也最令人期待的那个字眼：和谐。同时，它也向人类宣示：真正的和谐是如何以真诚和智慧营造的。
网友们的某些点评看似有点儿尖刻，但却十分客观。试想一下，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果某个省部级一把手（更遑论国家领导人了）指责某个派出所的民警“行为愚蠢”，这个受委屈的警察敢抗议吗？整个公安系统敢站在这个警察一边，为其辩护，并集体要求领导向警察道歉吗（如果某个组织敢提这样的要求，一定会被视为鼓动闹事、破坏稳定而受到警告或加以惩治）？小小警察敢奢望省部长会在道歉之后还要请他去喝啤酒吗？恰恰相反，那个被领导指责“愚蠢”的民警极有可能因惹了大麻烦（错抓了撬自家门的少数民族教授，该教授又恰恰是最高长官的老师！）而战战兢兢，恐怕他正迫不及待地向教授道歉，或在来不及道歉的情况下就先被停职也说不定。总而言之，领导的话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最高标准，领导永远没有错。在领导的定论面前，群众没有辩解的余地，没有质疑的空间，也没有辩解和质疑的习惯。在大大小小的领导面前，下级、下下级只有俯首听命、逆来顺受、保持一致的份，而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久而久之，下级都变成了顺民、弱民甚而愚民，这对说错话或办错事的领导则是一种纵容，使他们错起来无后顾之忧。在这种领导犯错下面却鸦雀无声的情况下，领导当然无须道歉更无须请人喝啤酒了。难怪那位佳木斯网友发出“差别啊，距离啊”的慨叹。
此时，我也联想起另一个故事。在希拉里贵为第一夫人的时候，有一次她在一大学演讲结束之后，便和几位朋友站在大厅门口大声说笑，这时走过来一位看门老头，他训斥道：“门厅内不准大声喧哗。”希拉里听罢，连忙道歉，赶紧和几位朋友匆匆离开大楼。在那里，一名看门老头和总统夫人是完全平等的。当看门老头履职告诫总统夫人的时候，总统夫人没有狗仗人势，她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也是一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规则。有人由此评价到：有何等素质的国民，就有何等素质的领袖，领袖是人民培育出来的。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想补充一句更客观的话：有何等的政治体制，就有何等品味的公民。专制体制、高压政策下的公民，都易患软骨病，都普遍缺乏“刚性人格”，因为公权太强大了，民则被迫软弱。
再说奥巴马啤酒会。奥巴马就是奥巴马，他的出手不凡让世人再次领略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缺乏起码的从政经历的黑人小伙是凭何才能而一举击败德才兼备品貌俱佳雄心勃勃胜券在握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而荣登总统宝座的了。因一句轻率指责的话引起警界大为不满，全美警察的“国际警员兄弟会”批评奥巴马的言论伤害了所有正直的警察，剑桥市巡警协会要求奥巴马向全体执法人员道歉。奥巴马从善如流，又是亲自和受委屈的警察通话，又是公开道歉。此事到此也就完全说得过去了，完全够意思了！人们也完全可以给予谅解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已道歉！但奥巴马竟然又请双方当事者去白宫喝啤酒！并声称此系“几个大男人喝两杯、聊聊天，减少怒气的同时自我反省”。这场出人意料的啤酒会如春风细雨极度地滋润了矛盾三方当事人的心灵，也使人类集体沐浴了一种用真诚和境界缝制人际天衣的美妙技巧所带来的灵魂洗礼。
喝啤酒的无限功效说明它绝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用此极致方式体现即使坚冰也可以被化解的人的善意与智慧。试想，奥巴马仅是道歉虽可泯灭警察们对总统的怨声，但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怨怼或许还有想和解的愿望呢？由此触及的种族矛盾的遗患呢？高居尊位贵为总统的奥巴马能请两个心存芥蒂（其中一个还对总统也曾有怨言）的普通人来喝啤酒，彼此原有的怨气、怒气当然就会在杯盏交错中烟消云散。这里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浸透啤酒醇香的轻松气氛，只有坦诚交流和彼此的聆听，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每个人尽享的做人尊严。
多么令人感动的美妙时刻啊，这一刻，它所激起的无限涟漪将绵绵荡漾开来，轻拂着、温煦着白人、黑人及世间各色人种的心灵，启迪着人类的心智——如果人类都具有这样充满诚心善意的智慧，还有什么人间的矛盾不能化解呢？还有什么心灵间的沟沟坎坎不能迈过呢？
这就是奥巴马啤酒会的直接功效之外的典范作用。这就是奥巴马的过人之处。
赞誉奥巴马的人，将奥巴马的一些经典行为称之为“智慧”。在此，我又想起了一段关于林肯的故事。
1863年6月的一天（那时美国不朽的《解放黑奴宣言》尚未宣布），一位为自由而战的卓越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被一参议员带进了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并与总统进行了长时的关于给予黑奴自由的坦率交谈。这位几年前还不能安全进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的黑人在6个月后的一次即席演讲时这样讲述他晋见总统的感受：“我愿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见我的，就像你们见过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会晤另一位有身份的人那样！我告诉你们，我感到自己在那里简直太神气了！你们想知道他留给我的印象吗？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你们每个人习惯称呼他的那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亚伯拉罕·林肯是集伟大、明智和雄辩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伟大的亚伯拉罕、明智的亚伯拉罕和雄辩的亚伯拉罕这类称号名垂青史的，如果这个国家得救的话，他将以诚实的亚伯拉罕名垂青史。他将以这个称号流传下去，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列地写在我们这个辽阔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不至于贬损后者。”
由此我也认为，正如公众所评价的，奥巴马确实是智慧的，但也正如他的偶像林肯一般，他更是真诚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片段：他的黑人牧师赖特是他家的好友，赖特对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他攻击美国白人，攻击美国政府。此事被麦凯恩拿出来攻击奥巴马，并令奥巴马的支持率迅速下滑。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碰到这种危机时刻，奥巴马会说些道歉的话，并批评和疏离这位牧师朋友，以摘净自己，挽回选票。可他在题为《更完美的联邦》的讲演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话。他开宗明义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跟这个牧师切断关系，正如我不能跟我的白人外祖母切断关系一样，因为这就是美国。牧师从小受到白人的欺负，因此他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的白人外祖母恨黑人，我的黑人牧师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必须得接受。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是我的牧师犯了一个错，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当成美国的所有。他忘记了，我的竞选口号是我当了总统都会改变，他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看到美国的伟大之处不是现在的缺点，而是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接受改变的民族，改变才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
奥巴马这番出人意料的讲演，又把他和林肯联系在了一起：大家把他称为“全美国历史上唯一能够媲美林肯的领导”。
还有，他跟麦凯恩做竞选辩论，主持人问两个候选人如何对付邪恶，麦凯恩回答“我打败它，我击溃邪恶。”而奥巴马说，“我们当然是要打败邪恶，可是我告诉各位，很多邪恶就是我们美国人在过去自以为是所造成的，在打败他们之前我们要先检讨自己。”
这就是奥巴马。这仍然是奥巴马的真诚。奥巴马是智慧的，雄辩的，才华横溢的，但他更是真诚的。唯有真诚方能赢得信赖。所以，美国选择了奥巴马，奥巴马赢得了美国。在信息化时代，奥巴马将跨越时空，赢得更多的人。因为人们都能够看到，都可以倾听，都在比较，都在思索。
柏林墙倒塌目击记·李 英
1989年秋天，我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德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两德统一的大幕徐徐拉开。我亲眼目睹了柏林墙怎样倒塌，两个德国怎样走向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又面临怎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大墙时代
长途跋涉来到德国，还未完全洗去旅途的征尘，就被身边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风暴的中心是柏林。
柏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在空运的日子里，流传着一个“摇翅膀叔叔”的故事，说的是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驾驶的运输机上，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给西柏林的孩子们带去了泡泡糖。为了让孩子们在飞机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孩子们看见这架飞机，便喊着“摇翅膀叔叔”的名字，欢呼雀跃地跑来。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
1961年8月12日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