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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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省籍鸿沟，保障公民在任何一个地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就必须克服对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误解和偏见。其中应有的一环，就是重建中国的法院体制，明确区分国家法院和地方法院，实行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下的统一。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作者：王彬彬
公交车上常常出现“道德危机”。具体地说，就是青壮健康者不肯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甚至与后者抢座。媒体所披露者，以及我们所亲眼看见者，的确有时令人发指。对此类现象的激烈谴责时有所闻，也有人对“公交车何以成为公德的滑铁卢”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激烈的谴责自然可以理解，冷静理性的思考则尤为可贵。但我注意到，谴责者和思考者都是在“公德”的范围内看待此类问题的，都把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不假思索地视作了一种“公德危机”。而我以为，长期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当作应当遵守的“公德”，或许正是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的一种原因。
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坐公交车，或大或小的“道德危机”当然不难遇到。或坐或站着时，我不免会想一想。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对公交车上的道德行为进行“公德”与“私德”之分。什么是公交车上的“公德”呢？诸如上车买票、不吸烟、不往地上吐痰、不扔瓜皮果壳等垃圾、不乱喊乱叫，等等，属于“社会公德”范围。这种社会性的“公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或者说，遵守这些“社会公德”，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遵守这种“公德”，所以，倘若违反了这种“公德”，就不但应该受到谴责，有关部门还可以对之进行处罚。什么是公交车上的“私德”呢？诸如上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上并且还扶上一把，下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下并且还帮着提东西，在车上不但不乱扔垃圾并且还把别人乱扔的捡起来这类行为，就属“私德”范围。一个公民对“公德”的遵守，是天经地义的，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一个人的行为放射出“私德”的光辉，则意味着他并不是在尽应尽的“社会义务”，而意味着他特别乐于行善、特别具有爱心、特别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这样的人，即使他自己并不夸耀，社会和他人也应该对他报以特别的敬意。
那么，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属于何种范围呢？我想，应该属于“私德”的范围。乘车，是一种消费行为，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才上得车来，从法理上说，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权利”，不存在一些人“理应”为另一些人让座、“理应”为另一些人做出牺牲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是以规定的价格购买了乘车权，他就有“权利”不给他人让座，他就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如果他把本来可以坐下去的位置让给了他人，他就是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小小善事，他就应该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赞美，至少，应该得到被让座者的一声感谢。
而长期以来，把本属“个人私德”范围的让座纳入“社会公德”范围，就使人们普遍有着心理上的别扭和错位。有人之所以不愿让座，或许是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理：我也是花钱乘车的，我忙了一天也累得快趴下，凭什么说我不把座位让出来就是“缺德”，就应该受到谴责？在老弱病残孕这一面，固然大多数都会对让座者或冷或热地道一声谢，但也有视他人的让座为当然者。有人在别人为其让座后，他连正眼都不瞧人一下就坐下了。就是你丢的东西别人捡了还你，你也该说声谢谢吧，可有人坐上别人让出的座位，就像是收回被别人借去甚至偷抢去的东西。还有那种被认为“理应”享有座位者，上得车来见无人让座便发牢骚、出恶语。——如果把让座视作“社会公德”，他们这样做却也无可厚非。因为让座了，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当然用不着感谢；而不让座，则是“缺德”，也自应被埋怨、受责骂。我就见过一白发老妇，从前门上得车后，见无人让座，便破口大骂起来。*后坐着的我，本来打算给她让座的，她一开骂，我倒索性坐着不动了。我想，您老既然中气十足，看起来颇为壮健，那就站会吧。
所以，要解决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也许应该调整一下宣传和教育的思路：对不肯为老弱病残孕让座者，变谴责为劝导。不再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肯让座是“缺德”，是不讲“公德”，是良心让狗吃了；而是对他们说，你们本来可以不让，但如果让了，就是在行善，虽然是小善，但“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同时，对老弱病残孕，也应该提醒他们在别人让座时别忘了报以一个微笑，一声谢谢。这样一来，也许公交车上的状况会好些。至少，不会变得更糟：已经糟成这样了，还能“更”到哪里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
扭曲的母亲
作者：董月玲
“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
在长春，徐国静接触到一位母亲，当着很多人说自己儿子不行。开始，徐国静以为她是中国式的谦虚。
“我说，我跟你儿子聊过，你儿子有幽默感、爱学习，有独立能力，喜欢闯荡世界，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啊！那个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那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考北大清华，你看他考的是什么破学校。说到这儿，妈妈眼里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抱怨，瞧了一眼站在她身边，把头垂得很低、身高1米75的儿子。”
北京有个大学生告诉徐国静：“我最怕我妈不满的眼神，我总让她失望，不是我成心气她，是她无孔不入地提要求。比如她打来电话，我的声音要是不响亮，她马上不满。她下面要说的话和一脸怒气我都能想像出来。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不分场合地点，让你自卑，让你觉得对不起她，那可真是一把看不见的软刀子，扎着你，让你流血但不敢喊疼。我想浙江金华的徐力，可能就是被她妈妈的软刀子扎急了。”
妈妈们总是拿一个理想的目标来套不断成长中的孩子，可孩子是一个有思想、感情、独一无二的人。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统统投到孩子身上，不顾及孩子成长的时刻表，不顾及孩子的个性特点，不自觉地重复着过激的、情绪化的行为，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为了摆脱痛苦，她们要迁怒孩子，把责任归罪于孩子。
家庭教育中“女人式的痛苦”，就是这种主观想像和客观事实冲突造成的痛苦。徐国静说，这种女人式的痛苦，一直在媒体上泛滥，反映是情绪化的，缺少理性思考和自我反省。“徐力杀母”后，社会只把目光集中在徐力身上，他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没有理性的呼声，来唤醒母亲们自身的反省。
“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讲课，我听妈妈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对孩子的不满，全是孩子的毛病，向我寻求解救孩子的秘方。她们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考上什么大学，至于孩子到底成不成，不管；成不了，就痛苦。”
我打断徐国静的话：“现在都一个孩子，希望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当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正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太强大，导致的痛苦也强大。现在孩子的好多问题，实际就一句话：父母不满意，随之而来的就是批评、指责、抱怨。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考上大学，本来是件高兴事，我祝贺她，可她一脸的不高兴：棒什么棒，又没考上北大清华。”
“那你对自己孩子就没期望？”我问她。
“我最关心孩子的是三条：热爱学习，心理健康，独立自主。从女儿两岁起我就给她记日记，她给我很多，不断启发、提醒我，像一面镜子照出我很多缺点。我们往往严格要求孩子，却不能同样严格要求自已。”
4岁，女儿学体操，一天回家说不想学了，太苦太累。“我和她爸坐她面前，严肃认真地跟她谈话，讲些遇到困难不能后退之类的大话。”因为退操，“六一节”女儿没参加演出，徐国静也没按时接孩子。
“那天我采访，但下意识里我对她不满。如果她参加表演，我可能就不会采访那么长时间。很久之后的一天，单位报名学车。我交了钱又退了，因为赶上大夏天，又是学大货。在饭桌上说起这事，我女儿冷不丁来了一句：妈，原来你也是个胆小鬼！
“我突然意识到，家长再怎么说大道理也没用，孩子在看大人怎么做，身教胜于言教。”
我又问徐国静：“孩子小还好办，离高考越来越近，离社会标准越来越近，你还能撑得住吗？”
“我是这样要求孩子的：只要你爱学习，又懂得怎么学习的话，妈妈就放心了。一个人有好奇心，有学习的愿望，父母一生都不用操心。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只盯着他的成绩，看着他学习，孩子一旦对学习不再有热情的话，会导致厌学，以至于厌倦生命。沈阳就有8个孩子自杀，这样等于把孩子一生毁了。
“孩子不爱学习，一定是有原因的。成人也一样。任何人都不会不爱学习的，学习是人的本能。假如家长总批评他，老师总打击他，同学总排挤他，他一定会厌学的。”
母亲们的高标准、攀比心，失望和痛苦，虽然不说，但总会流露出来，孩子会有失败感，自责，对自已失去自信，这对一个孩子心灵的损伤是很大的。带着这种心理长大的孩子，总对自己不满意、不认同。成年后，就算他挣很多钱，当很大官，精神上也不快乐。
“咱们中国人的不快乐，现在已不是因为缺吃少穿，而是教育带来的，是病态的。我们总为自己没达到、没得到的那个东西而苦恼着、难过着，不断地自我折磨。”
徐国静说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回家说：妈妈，我今天考了90分。在徐国静的印象里，小学生就要得100分。她随口训道：怎么才考90分，应该得100。你怎么那么马虎，不认真？第二天放学一进门小孩子就哭着说：“没考好，我只得了98分。”
“咦，我说98分可以啊。女儿说：可我没得100分。我知道坏了，在她心里只有100分是好的，是能让我满意的。至于进步了8分，她看不到。我再也不能这样要求孩子了，否则，她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总对自己不满意。一个人不快乐，是做不好任何事的。”
讲到考试按成绩排队，徐国静认为这只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心理作用。
“你想啊，只有少数孩子排前头，大多数孩子是失败者；而排在前头的孩子也不轻松，怕自己掉下来，战战兢兢的，心里也是恐惧。中国有个成语故事，特别典型地传达出这种竞争对人的伤害。”
赵襄王跟他的驭手学赶车，俩人比赛，在奔跑中，赵襄王几次跑头里，但最终还是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