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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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过去了，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外面雨雾迷蒙。这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夏天动不动就大雨倾盆，冬天则绵绵细雨没完没了。
星期天的晚上是生意最差的时候，周一至周五，有附近几家公司的职员们来吃饭，周六和周日的上午，多是那些懒得做饭的三口之家来光顾，到了周日下午，人们似乎都猫在家里了。这会儿店里只有几个大约是在对面的游戏机房里玩了一整天的大学生，我无精打采地坐着，突然，门开了，又是上星期天的那个小伙子，今天他带了一把伞，身上没那么狼狈了。
“哟，来了，今天吃点什么？”我亲自上前招呼。
他淡淡地笑着：“老板，我还是先等一等朋友。”顿了一下，他又说：“不好意思，我的朋友经常会失约，要是像上次那样的话，我还是给您五块钱行吗？”
我愣了愣，便说：“行，没问题，你安心坐着吧。”我心想，一杯茶一碟花生米加起来也花不了一元钱，你要把我这儿当茶馆你就尽管请，反正这时辰也没客人跟你抢座。我喊道：“小刘，沏杯好茶，上一碟花生米。”
他依旧安坐在那靠窗的桌子边，摊开纸笔，又埋头写了起来。
从此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都兼做一回茶馆老板，赚这五块钱。
门前大樟树的叶子返青了，浓密的树叶遮挡着火热的阳光，夏天来了。
夏天店里的生意要比冬天略好一些，不过夏天就得开空调，刨去电费，我仍旧只有那么一点利。
那小伙子如同收税员一样准时，每个星期天的傍晚就会出现，在那张靠窗的位置上消磨着时光。他总是一来就铺开纸笔写东西，有时写上两三个小时，有时则十几分钟就写完了，而后痴痴地看着窗外。
我们已经不问他什么了，因为他的朋友估计还在遥远的火星苦苦等待着返回地球的宇宙飞船呢。每当他一来，我们就马上把茶沏好，连同一碟炸得酥酥的花生米一同端给他，而后就不再打扰，让他一个人呆在那里干他那些一成不变的事情。
有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一对情侣来店里吃饭，占了那张靠窗的桌子。稍后，那小伙子来了，我安排他到另一张桌子，他对我说：“老板，我还是要坐那儿，您能不能安排一下？”我说：“哎呀，怕不好办吧，人家菜已经上桌了。”他说：“这样，我今天给您十块钱，您就帮帮忙，我真的太习惯坐在那里了。”我说：“那好，不过我只能试试看，人家要非不换，我也没办法。”
我对那对情侣说：“对不起二位，这张桌别人预订了的，您二位能不能换一下位置？”
那男的不高兴地说：“既然是别人订了的，你们为什么先让我们坐在这儿，现在我们正吃着，不想换。”
我赔了个笑脸：“对不起，是我们的服务员疏忽了，请您二位给个面子。”
男的正欲说话，女的抢着说：“不行，是你们的错，凭什么让我们换！”
我想着再试最后一招，他们要实在不换我也算尽了力。“这样吧，二位，您换一下，您的菜钱给您打个九折。”
“九折也太小气了，你要打八折我们就换。”那女的真厉害，将来那男的可有的受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算了一下，他们的菜价是二十三块，打八折就少收四块六毛钱，那小伙子多给我五块钱，我还能多赚四毛钱，为了四毛钱，得，受点累吧。
从此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都会把靠窗的桌子给那小伙子保留着，就像当年大英图书馆保留马克思先生的座位一样。这样做其实对我们没什么损失，星期天晚上这一餐，店里的上座率最多也只有六成。
从遥远的北国吹来的寒风扫去了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那小伙子在我店里“坐茶馆”已一年有余了。他已经成了每个星期天晚上店里一道固定的摆设，他的身份也成了我们闲谈时最爱破解的一道方程式，这道方程经过从春到秋的反复推论，终于得到了一个让店里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他是一位作家，不过是业余的。平时要上班，周末要干家务，只有到了周日的晚上才有闲暇时间进行创作，而且家里还太闹。便看中了我们的这块清静地。为什么要坐在窗子边？浪漫呗。
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开始称他为“作家先生”。他也不说什么，只是淡淡地一笑，闪着浅浅的忧郁的眼神。因为这一双忧郁的眼神，我们就更坚信他一定是位作家。“招待好一点，人家可是高尚人，将来求他给咱这小店编个故事，也叫咱扬扬名。”于是给他沏的是上等的茉莉花茶，端上的花生米从一浅碟变成了一堆碟。自然，五块钱我照收不误，做生意嘛。
光阴逝去，时光荏苒。我店里的服务员换了三茬了，原先那个小刘已经在家乡生了个大胖小子，五年了。
“作家”已经交给了我一千二百多块钱。不过这钱他早就该赚回去了。我猜他至少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连他尊姓大名都不知道，他的书就是出版了我也不认识。我和他之间依然没有话说，有好几次我想坐在他身边与他攀谈攀谈，他都礼貌地拒绝了我，或许这种人就是这么个孤僻的性格吧。
春天的黄昏，春风沉醉，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店门口，享受这良辰美景。“作家”远远地走过来了，身后背了个大得惊人的背包，包一定很沉，他弓着背，走得很慢。咦？今天是星期五呀，他怎么来了？
我将他迎进店内，要去接他的背包。他连忙说：“你别动，我自己来。”他很小心地将包放在地上，又嘱咐说：“你们别动这包，里面有要紧的东西。”我也不问是什么，因为问了他也不会说。我只是说：“照旧吗？”
“不，今天我要点菜吃。不，不等朋友，我一个人，你们店里都有什么拿手好菜？”
那一天他没再写东西，也没盯着窗外看风景，而是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三菜一汤，吃得很慢很细致，就是没喝酒。我替他惋惜，有菜没酒怎能吃得过瘾？
十点钟过了，店里只剩下他一位客人了，他叫了结账。付钱时，他对我说：“老板，谢谢了，这几年给您添麻烦了。我要走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可能再也不回这座城市了，您要保重。”
我忙问：“您是要去哪儿呢？您看，这些年了，我连您的大名都不知道，您能留下个联系方式吗？”
他挤出一个与这美好夜晚不相容的笑：“不必了，我要去浪迹天涯，可能居无定所。不过我会一直记住这里的，记住您的。”
我说：“哦，您一定是要去体验生活，又准备创作一部宏篇巨著吧？”
他叹息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写书，生活就是一部书，您不也在书写您的人生吗？”
我说：“作家先生，您要回到这城市，您可一定再来看我们啊。”
“好吧，要是我能回来。”
我真的很想结交一位这样的作家朋友，便坚持不收这顿饭钱，那可是一百多块，心里好一阵作痛。
他背起沉重的行囊远去了，我有些伤感，我想以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那空着的位子我会看不习惯的。
收拾完店堂，洗过澡，我上床睡觉，我和老婆就睡在二楼。对面的那座娱乐城此刻正灯红酒绿，挂上窗帘也挡不住那闪亮的霓虹，不过这多年了，我和老婆早已习惯了。任你那边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再吵再闹也打破不了我们的黄粱梦。
老婆这两天得了尿路炎，夜里总要起来小便。我在梦里被她推醒。“老公，老公，你看对面怎么那么晃眼啊！”
我有点烦。“你有毛病啊，大惊小怪，管他对面有几亮，又不是烧的咱家电费。”
“不对，老公，这亮光不对呀！”老婆是高度近视，这会没戴眼镜。
我这才侧身转头一看，真的，这也太亮了，不对。我下床拖泥带水拉开窗帘一瞧，天哪！对面着火了！我推开窗子，虽然隔着二十几米的大街，仍可感到一股灼人的热浪。
我对对面的娱乐城从无好感，我知道它的一楼二楼专门从学生们那里偷去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三楼是那些喜欢摇头晃脑的小青年们的乐土，老婆有一次被几个老同学约进去，坐了一个小时她就跑回来了，“一群疯子，他们还说这叫Ｈｉｇｈ”。至于四楼和五楼，那里面就更糜乱了，也怪，公安局来扫了好几次黄，越扫生意越好。
可不管怎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再说人命关天哪！我拿出手机，赶快拨１１９，拨通了电话后里面说他们已经接到报警了，此刻消防车正在路上。
我让老婆收拾一下细软，赶紧离开这里，我则下去守在店门口。街上已聚集了不少人，消防车迟迟未到，对面的火越烧越猛，人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干着急。
从娱乐城大门里逃出来不少人，可楼上还有好些人趴在窗口喊救命。站在大街上的焦头烂额的娱乐城保安部经理，又是呼对讲机，又是打手机，可无济于事。杯水车薪，保安们手里的灭火器都成空壳了。四楼和五楼窗口的人们无助地呼救，有的窗口已被浓烟吞没，另一些窗口有些人开始往下跳。扑通！扑通！落在楼下的人的惨叫和困在楼上的人的哭叫撕人心脾。冲天的火光和响彻夜空的叫喊使这里变得名副其实，这家娱乐城名字就叫“不夜天”。
消防车终于出现了，冲天的水柱给这座涅中的大楼进行了一次圣洁的洗礼。
一场真正的惨剧，这是我市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火灾。共有十七人烧死（多数实际是叫浓烟给呛死的），四人跳楼摔死，三十八个人被烧伤，六人在跳楼时摔伤。惊动了中央，国务院派来了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结论是这是—起人为的纵火案。但是娱乐城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的消防器材配备不完善；消防通道被堵塞；员工普遍没有受过应对火灾的训练；更为甚者，火灾发生时，四楼和五楼的ＫＴＶ包房好多被上了锁（锁在里面在干什么姑且不问，那不是此次调查的内容），掌管钥匙的服务员不知踪影，包房里的人就这样活活地被困在里面。
以前市里的消防部门曾多次向娱乐城下达整改意见，但都不了了之，据说这娱乐城的老板背景可不一般。这一次谁也保不住他了，他被逮进去了。
对面再也没有了五光十色，只有一幢剩下个空架子的黑漆漆的大楼，每天看着真难受。这一把大火不仅烧光了它，也烧走了我的餐馆的人气，生意越来越清淡了。第二年春天，我下决心将这个店盘出去，接手的人准备开家游戏机房。他是看上了对面留下的空缺。
经营这馆子九年了，九年来是它养活了我一家老小，毕竟是有感情了，站好今天最后一班岗，我对自己说。
中午时分，店里却没有一位顾客光临，我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天色又阴又重，象能拧出水来，我希望明天搬东西时莫要下雨，今天要下就痛快地下吧。
一辆的士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个人——“作家”。
故人相逢，当然要问他是被哪阵风吹来的。他也没细说，不过当他听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时，连说：“真是缘分啊！要是晚来两天——”
“对对，有缘千里来相逢嘛，作家先生，一年不见，又写了几部书吧？”
他仍旧坐在老位置上。“老板，一直没请教你贵姓？”“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