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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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了农会主席兼村长。
解放了,老式的村塾也变成了正式的小学校。时年我八岁(当然罗氏之子也八岁),鉴于某些农民对孩子上学的事不感兴趣,认为干好农活才是正道,因此小学校的生源少,学校难办,校长、老师便要求我们这些“在校生”四下里动员其他孩子上学,动员成功了还给予我们表扬。我动员的对象中,就包括罗大肠子之子。但他听了上学的事就害怕,就逃跑。后来他之所以勉强同意上学了,还是得力于他的爹。他爹是农会主席,处处要带头,便抢先找人给八岁的儿子起了个名字“罗吉利”,继之把儿子往小学校扭送,一边骂着:“小兔崽子!如今你爹是村中王!必须处处给我作脸!如今上级还说了个新词儿,叫‘文化翻身’!你要给我抹了黑,我立马把你扔到井里!我说到做到,信不?”
他信,因为他太了解他爹的脾气了。
他上学了,成了我的同学。
他上小学的时候,对所有的科目如算术、语文、自然、修身,凡是牵涉到笔算、笔答的事,几乎都头疼得很,因之也很难及格。但一经靠嘴逞“才”,尤其是编“革命”性的顺口溜,就往往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例如校长、老师动员学生宣传“土改”时,他都能站到开会的台上说出合辙押韵的顺口溜。这是他爹当年做“叫花王”时的强项之一,今天年纪小小的他就继承了此种“宣传才能”。他唱出的顺口溜是:“我磕头,我下跪,平地冒出了新社会!土改好处千万宗,如同天上掉大饼!斗地主,要争前,穷人今天要成仙!斗地主若是胆子小,只配老穿破棉袄!翻身若是往后退,一辈子睡不上缎子被!”
无论如何这也是“才能”,他能落得小学毕业也可能与此有关。
不过细想起来,也有使我不解之处。他爹和他虽然在土改、斗地主时干了很多过分的狠事,连对地主富农的孩子也不手软,偏偏对我格外关照,示以温情。后来我从他爹的口里得知:其实他爹也有很迷信的一面,有些时候很信神鬼、命相。这老叫花曾当着我的面一次又一次教训他儿子:“小子!嘴上虽然不能说,但心里还是要信命!信报应!我是注定下地狱的人,你可别照我的模子办!你别忘了当初你和他(指我)互换衣裳的事!这事说吉利就吉利,说不吉利就不吉利!你和他要互相照应,互相借光。你此后坑一千人、害一万人我都不管,唯独你不能伤他!你们俩,是一形一影,失一不可!”
孩子谁信这样的“鬼话”!听过也就忘了。
还是把话说回来吧:后来,我小学毕业,随之中学毕业,他却因多次留级仍读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时高小毕业仍是被学校恩赐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顺口溜编得好,在“土改”、“抗美援朝”、“反对包办婚姻”等宣传活动中都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出色,也出了名。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读大专。回乡时遇到他,见他穿上了制服,得知他在县委宣传部当了小小的干事,我当然为他高兴。他还请我到数里外的县城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喝了一顿酒。他似乎是懂得感恩的人,一边喝酒一边指着他这一身蓝制服对我说:“我得谢你!没有你当初劝我上学,认几个字儿,我怎能混上这身蓝制服穿穿?当一辈子农民有啥出息?”
我说:“你也得感谢你爹。没有你爹下狠心把你扭送到小学校,也就没有你后来的出息。”他并不感谢他爹,这似乎也是另一种“觉悟”。他爹当农会主席不到两年便被上级撸了,原因之一便是他不是正经农民,劣迹很多,有文化的上级领导称他为“流氓无产者”。我的这位同龄人罗吉利,觉悟之一便是懂得了以他有那样的父亲为耻。当着我的面还挖苦他爹说:“多亏他两年前死了,省得他那些下作事和他那个臭名声弄得我脸上无光。否则,连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甭想!再说,我在县里的政治宣传部门里工作,除了要有一点文化之外,还要靠会说。说什么?大都是政治名词、政治道理、政治口号!但我爹呢?满口的‘叫花子经’!下流话一大串,连正正经经的贫下中农的土话都不会说,话里话外透着下三烂味!我自己也得提高呀!有他那样的人添乱,我怎能大抬头?”不过,他还是说了他爹的几句好话:“说到根儿上,我感谢我爹的还是他赐给我的贫雇农出身!没有这一条,后来的福气全都有可能等于零!想入党?熬一辈子都未必有戏!像你,就连想都不要去想!”
无论如何,我也必须承认他有“明白”的一面。
在小饭馆里吃过了饭,喝过了酒,他还特意要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要我“旁听旁听”。
我问:“旁听什么?”
他说:“旁听我审右派分子呀!”
我的心一抖。为什么抖?那时因为反右派的风声早已传进我的学校,我的几个老师已经受到“揭发批判”了。何况,也有人说过“学生里也有右派”。
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见他要单独审问的人竟然是我所认识的人,为此十分吃惊。此人正是当年我上中学时的景校长,两年前他刚刚提升为县教育局的局长。
提到景校长,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极为革命”的人。他出身于本县大地主家庭,上大学时是“闹学潮”的悍将,并成了地下党员。解放后搞土改,他抢先登台揭发了他父亲、他大哥很多鲜为人知的“特殊罪行”,并将他那位经“父母包办”始终在农村生活的妻子认定为“地主分子”,并登报做了离婚声明。
但今天,他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而审问他的,又恰恰是我的那位同龄人兼同乡罗吉利,即那位叫花后裔。此时,我也确实有“崇拜”他的地方。我虽然是大专生,且又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而他只是个“半文盲”,但他摆出的“革命干部”架势,以及使用的政治语言,都比我成熟多倍。
后来他送我出门时,我也说了些景校长(景局长)的好话,意在为他说情。但他却狠狠地嘲笑了我:“说你是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这是什么形势,你懂吗?定右派是有指标的,谁敢少算?单是姓景的那个地主出身,就命里注定当右派!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了,先管管你自己的事吧!看在你我当年友情的分上,我透露你一点秘事吧:你上学的那个学校不是也在搞反右吗?整老师也整学生,你也是榜上有名的人!材料都转到我们这里了。说到这儿,你应当懂得谢我!多亏我在回答你们学校派来的调查人员时,说了你小时候的一件大功!那功劳,抵得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挺机关枪!”
经他提示,我记起了五六岁时的事。那一天,住在我村的一伙国民党兵奉命擦枪。时值三个兵正在拆卸、擦洗、组装一挺重机枪,拆卸时将机枪零件摆放一地。我和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出于好奇,便蹲在一边看,我见机枪中的一个小零件(其实是“撞针”,机枪中的最重要机件)很好玩。时值几个机枪兵累了,躺在几米外的一株树的浓荫下小歇时,我的那位同龄小友向我递了眼色,示意我将那个撞针偷走去玩,我遵命了。我们走后,兵们听到紧急的集合号,便急匆匆将机枪草草组装一番,不一会就奉命开拔了,那挺机枪自然成了废枪。
今天,我的这位同龄人对我说:“这件往事我已经向你们学校派来的人如实说了。你一定要咬住:虽然你当年是少爷,但在我的帮助教育下,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爱共产党,恨国民党。”
我在感谢他之余,不得不问他:“你我出身不同,你的阶级觉悟又高,何苦这样关照我?”他见四下无人,低声对我说:“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你以为我真信那一套呀?嘻,就看你会不会玩这一套罢了!我从几岁上跟着我爹讨饭时起,敲过多少人家的门,见识了多少人的德行!富人里头有坏蛋也有好人,有欺负我的也有救济我的;穷人也一样,有好人也有缺德鬼!有心疼我的也有坑我的、耍我的!下起手来也特别狠!如今搞的是以穷为荣,这也叫‘玩成分’。不就是比玩吗?我比谁都拿手!不信就等着看,用不了几年我就会‘玩’上去,步步高升!我对你的特殊关照,是因为你对我有恩!第一恩是当年你从你家里偷吃的东西给我,偷旧的衣裳给我,即使挨家里人打也不出卖我。第二恩是高低哄我上了学……”
我插嘴说:“你那么懂事理,为什么不尽量关照景校长一下?”他不屑地说:“他?没救!你知道他当右派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其一就是革命过了火!刚一有反右的风儿,他就抢先告密,将一大串右派名单递了上去。人家能不反咬他吗?这叫不会玩!”
原来如此。
若干年后,我做了多年很受气的中学教师,而我的这位同龄人兼老乡罗吉利真的步步升官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直至批“右倾”,他都是受宠者。他虽然认字的数量不多,未必达到高小水平,但他却特殊地能说,对流行性的“革命大道理”、政治口号玩得很熟,而且将他当年敲门讨饭时唱顺口溜的本领大大发挥了,能将政治口号变成“诗”。举个例子,他在宣传“大跃进”时,就能信口作出这样的“名诗”:“超老英,赶老美,全凭我们甩开腿!钢铁年产千万吨,中国人民有信心!有了信心加决心,钢铁一夜变成金!”
有此“才能”,罗氏步步迁升,由县级干部递而升到地区级、省市级。
“文革”来了,他也当了几个月的“走资派”,但很快就被“解放”了,其中的原因也有特殊处。某次,他在被弄到台上受批斗之前,事先将他父子穿过的破衣烂衫(花子衣)换上了。登台之后便大喊:“只要你们看看我的无产阶级本色,就会明白我反党不反党!搞不搞修正主义!”这样的表演确实奏了效。当然,他之所以早早获得“解放”,更主要的一条是靠对某些上司、同僚(包括下属)的“入深揭发”。对种种“反目成仇”、“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勾当,他早就从他父亲的习性中继承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选择性还是有的。
他很快被“三结合”了,并成了省市机关的“革委会副主任”。
我在承受了五六年的苦整、苦斗、苦打时,趁“造反派”们互相厮杀之际,偷偷逃跑过一次。逃到哪里呢?哪里有可能成为我的活命之处呢?我左思右想,怀着冒险之心跑到了千里之外的罗吉利处。
他乍一见我,先是一惊,几分钟后就扯来一个写着“造反兵团”字样的红袖章递给我,强行给我戴上。并用“威胁”式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从外地来本市搞外调的!千万别说漏了嘴!否则,我也遭殃!”接着他又沉思一阵,嘱咐我说:“如果有人问你此次外调的对象是谁,你就说调查一个我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反正他前几日死了!”
对我的这种保护,我自然心存感激。但住了几天之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罗氏的冷酷、凶残也是醒目的。有些时候,我甚而能猜想出他父亲当年做“花子王”时的模样。
几乎天天、时时有由他示意手下人干出的血淋淋事件,受伤者不少,而死者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