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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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的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亦庄亦谐、发挥自如，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在学习或者在实习。
2005年7月5日，为了CAPE（《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济合作的安排》，简称CAPE）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有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要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纸片上记着的是一些他要回答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我突然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看上一眼，这下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就是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也不可能把普通话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地道，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希望香港有一天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说香港的优势，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正在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开门”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心里就忍俊不禁，但是事后想想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不说，光是不得不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还不甘拜下风？
谁敢说“吃在香港”？
鸟儿一样地栖息香港，哪一天能离得开吃？
但是“吃在香港”始终是个难打理的题——“吃在哪”那里就得拔得起头份，“头份”是什么？是NO。1！这样的帽子香港如今可戴得起？
20年前听人说“吃在香港”，那时候内地穷，老百姓嘴上荒芜，“吃在香港”让人眼馋。可是２０年后，内地经济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从新老菜谱里冲出来，呼啦啦涌到桌面上，吃得人天天肚皮发胀，个个高喊减肥。
不错，从传统上说，香港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酒楼食肆遍布港九，全世界各种风味的饮食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得到踪影。已经记不得多少年了，人们脑袋里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香港人从早到晚好像都在吃：早茶、午茶、下午茶，吃过了晚饭还有夜宵，一句话：整个香港，如果只计较嘴上的这点事儿，简直就是张“大饭桌”！
香港是张“大饭桌”，或者说香港一直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天堂”，能不能就把“天下第一吃”的美名加冕到自己头上？如果说今天我讲“吃在香港”，那么广东人服不服？台湾人干不干？还不要说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日本料理怎么办？法国大餐又上哪儿哭去？
2004年开始我常驻香港，一直都不敢碰“吃”的话题，然而一年半后，情况发生骤变——有一天香港的“吃法”让我大开眼界，让我面对这个社会“吃”的行为哑口无言。这下子终于把自己救了，也把“吃在香港”的帽子找出来，试试能不能重新戴到香港的头上，结果找来镜子四下照照，然后对自己说：没问题，“吃在香港”，顶天立地，这回说到哪儿，也没人能比！
香港的“吃法”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让我胆气重生？
２００６年春节大年根儿，香港举行了一场名副其实又感天动地的“大吃大喝”行动，“吃法”的名称起得极响亮——“万人盆菜宴”。地点就选在港岛中环添马舰广场（Tamar Site）一块马上要建造政府新大厦的空地，这块空地的大小和足球场差不多。
１月８日，这一天离“三九”只差几十个小时，那天晚上香港的气温还不到12度，这样的天气在北京、还不要说在哈尔滨，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香港就已经快冻死人。果然次日清早，我翻开报纸，香港天气预报确认：１月８日是香港２００６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东方日报》还登出了一篇报道：因为寒流骤袭，香港《严寒杀四人》。然而就在这样能“冻死人”的夜晚，添马舰广场巨大的空地楞是从下午就开始摆上了1100张餐桌，每张餐桌可以坐下１２个人，1100乘１２就是13000多位食客。我的妈呀，“万人盆菜宴”？我猜想这怕是要冲击世界吉尼斯记录？赶紧打听了一下，果然是。
因为要采访，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下午5点多就来到了添马舰。现场风大，所有纸做的和布做的东西都在风中被抖着哗哗直响。站在“万人盆菜宴”的广告牌前，我手拿话筒，穿着厚大衣还直打哆嗦，这让我有理由怀疑：今晚这么冷的天，还会有上万人来露天吃饭吗？听说本场“大吃大喝”还吸引了好多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世界的各国“鬼佬儿”（香港对“洋人”的称呼）。
然而不到7点，一千多张桌子就已经差不多都坐满。香港人邀朋唤友、举家出动，人人大衣、围巾、手套、帽子，喧闹着等在风中，一万多食客就守着“大盆菜”，等待主办方在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上兴奋地大叫：“一、二、三——开吃！”
一千多张餐桌、一万多张嘴巴、两万多支筷子，寒风、音乐，火锅冒出来的热气，其情其景何等壮观、何等奇伟！
尽管，香港鱼农护理署作为这次“大吃大喝”的主要倡导者声称：本次“万人盆菜宴”目的并不在单纯地“吃”，因为这次“吃”所用的材料绝大部分都由本港渔农户生产，因此如果说有意义，第一就是推广香港本地的渔农产品；第二，借助“万人盆菜宴”弘扬香港饮食文化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至于“万人盆菜宴”的所有盈利，在扣除成本以后，都将捐给恰逢90周年生日纪念的香港女童军。
为了满足这次“大吃大喝”的物质需要，我在采访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时获知他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各种食材竟然超过了2万斤。2万多斤？这是什么概念？猪腩肉3850斤、活鸡2750斤、龙趸（大型石斑鱼的一种）2750斤、萝卜3850斤、芋头2750斤、生菜3300斤，这么多材料还不算其他的配料、汤料以及面条、矿泉水等等，试问，天下哪有一家酒店一下子能买来这么多东西准备一顿饭？
2006年1月8日，香港添马舰广场的1100张餐桌，每一张桌上只有一个菜，这道菜被装入了一个盆子，大小如同普通的洗脸盆，鼓鼓地，就放在桌子中央，没吃前上面都包着大红纸，闪闪亮亮。而“大盆菜”很多内地人也许并不知道它的来历，这是香港过年、婚嫁，或者烧香上供时的一道风俗饮食，追究它的历史，相传南宋末年（距今大约700多年前），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被金兵追赶，仓皇南下跑到了新界，那时候皇帝和他的残兵剩将已经是人疲马倦，可新界的村民不懂得宋家王朝就要灭亡，听说自己的皇帝突然驾临了，人人激动不已，家家都拿出自己最美的食物来招待三军。当时新界老百姓敬神讲究要用９道菜，9表示无限虔诚，于是大家就赶紧制作“九菜大宴”，结果菜做好了，转身发现盛菜的容器不够，急慌之中各家就都搬出大木盆，洗洗干净，把9种菜一一地放到盆里，这样“盆菜”就世代相传。
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要把香港家庭式的传统年饭扩大到一万人来一起吃？一盆热乎乎的饭菜，如果是一家一户围在一起动筷子，并不奇怪；而成千上万的人围在一个露天空场，同样的桌子同样的菜，就在瑟瑟寒风中集体大吃，这样的辉煌让人瞠目，让人不可思议，甚至让人想想都觉得可怕！
“可怕”？这是不是如今人们评价“天下第一吃”的标准？我突然想到。
2006春节，香港“万人盆菜宴”到底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在我看来，13000多名食客围在一起，嘴上“吃”的行为是一个纪录，而想出这个点子并以此来推广香港、带动旅游更是一个思想上的创举。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在主持“万人盆菜宴”烟火启用仪式时讲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万人盆菜宴极具意义，不但凸显了香港美食天堂的特色，更能让本地渔农、餐饮和旅游界合作，创造商机”。“商机”？“商机”和“吃”紧紧联系，这是香港人的精明。过去香港人把饭桌当成了谈判桌，今天香港人把添马舰广场当成了生意场，说来香港人骨子里对“吃”所寄予的期望并没有减少，只是这一次他们的胆量更大，大得有点狂妄。
据传200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香港饮食业已经在设计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决意要把“千人盆菜宴”搬到北京，搬进人民大会堂，在国宴上让“大盆菜”传遍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在添马舰广场那天晚上高兴，也甩开了腮帮子。
吃完了一抹嘴儿，大家议论起这顿饭的价钱：好家伙，每桌“大盆菜”1800元港币，真贵！
可是主办单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其实早就为自己开脱过：“贵吗？不贵！你知道每个人在今天晚上吃下去的将会是什么？”
鱼，那不是鱼，是年年有余！
虾，那不是吓（香港话发“哈”音），是大笑哈哈！
肉，那不光是肉，是表示肥美富裕！
蛋，那也不是单纯的鸡蛋，是代表团团圆圆！
此外还有呢：生蚝，香港话的谐音不是“市好”？干贝，样子看上去像不像“元宝”？
更不要说1800就是一定要“发、发、发”！
香港“万人盆菜宴”，说到底可不是你们北京的“折箩”，也不是东北的“乱炖”。
试问：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便宜的贺年大餐？！
秋纹器小究可哀
刘心武
刘心武1942年生，被人称为“文坛老字号，快乐边缘人”。1977年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发“伤痕文学”浪潮，1986年长篇小说《钟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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