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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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蝇蚊地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
毛主席教育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辨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所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好相当于指甲在脸上挠挠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了。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少不得一顿饱打，然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
我在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得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心情不顺刑加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痛药。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过打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头来打我不是很方便；或许我还能一把抓住他扇过来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过瘾得很。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匀的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亲的优势是嗓门大，而且自恃毫无根由的居高临下感；我的武器则是三段论。譬如高二选择文理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读理科，理由是莫须有。我的推论如下：1大前提：聪明而且感兴趣的人读文科绝对可以在人文领域上开疆拓土，其成就前途绝不比理科差。2小前提：我符合聪明和感兴趣的条件这一点父亲不能推翻他自己。3结论：我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读文科。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点地收复失地。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读过圣贤或不圣贤书，这使得战斗注入了文化含量。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就各自冲进自己的寝室。我和父亲各有两个书橱，一阵“哗啦哗啦”拉开玻璃橱窗的声音之后，我俩各持一卷冲杀出来。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不过有些东西我个人偏执地以为不知亦不为耻。父亲的缺点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薄，方位上偏西方和时间上偏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天地。
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秋雨的文章，一边摇头作惋惜状一边感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余秋雨父亲是喜欢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是狂热的余杰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不胜快哉。
吵架之后，以笔为枪以笔为矛的战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有戏剧色彩的战役是我和父亲同题相竞，结果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上；拿着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数目的稿费，互相得意地对望一场。以致我现在在外求学，父亲常寄他发表的文稿给我以示挑衅。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病重卧床多日。父亲见我劈头就是：“这半年读了什么书？稿件全部拿出来！”我一边打开包摸出厚厚的一叠稿件递给他，一边说：“凶啥子凶！未必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赢我？”父亲说：“来嘛！你还嫩得很！我当年练举重的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栓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午饭坐在父亲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地对我说：“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嘴里，说：“你也有今天！”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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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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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候涛
鲍勃·巴特勒在越南因触雷而失去了双腿。20年后的一个夏日，巴特勒正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小镇自己的车库忙活，他听到从附近房子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他转动轮椅朝房子行进，但是密集的灌木丛使他不能够接近后门，他挪开了轮椅，爬着穿行于灌木丛之中。
当他抵达水池边时，他看到了一个名叫斯蒂芬妮·汉尼斯的3岁小女孩正躺在池子的底部。小女孩没有手臂，刚才不幸落入了水里，她妈妈发疯般地尖叫了起来。巴特勒潜到水底，把斯蒂芬妮救上了岸。小女孩脸色发青，已经没有了呼吸。
当斯蒂芬妮的母亲打急救电话时，巴特勒迅速用心肺急救术试图使小女孩苏醒过来。巴特勒一边进行他的心肺急救术，一边安慰着焦急的母亲，“别担心，”他说，“从池里出来时，我是她的手臂，现在我是她的肺，相信我，我们会成功的。”
几秒钟后，小女孩咳嗽了起来，恢复了知觉，并开始哭泣。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小女孩的母亲问巴特勒是如何知道会没事的，“事实是我并不知道，”巴特勒告诉她：“当我的双腿在战争中被地雷炸掉时，我一直孤单地躺在原野上，除了一个越南小女孩外没有人来帮助我。她奋力把我拖到了她住的村庄，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对我低声说道‘没事的。你会活下来的，我会成为你的双腿，我们会成功的。’她那亲切的言语使我的内心又燃起了希望，所以我想对斯蒂芬妮也做同样的事。”
当我们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时，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我们的双腿、我们的手臂和我们的朋友。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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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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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狄马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皇权专制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筑皇陵？……而且，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车，动力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就会收获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也许雄伟壮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但作为人类罪恶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赞美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不能因此炫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