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期刊杂志电子书 > 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 >

第28章

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28章

小说: 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真可谓带着脚镣跳舞。作者的这几首和作却能运笔自由,自成境趣。如第一首《清平乐》,李煜的原词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阶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讯无凭,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作者的和作是:“匆匆春半,寂寞音书断。一枕莺声和梦乱,芳草长亭绿满。金钱夜卜难凭,玉炉心字烧成。莫问春情深浅,钱塘今夜潮生。”原词是抒写离人愁思的名篇,和作也写闺中念远怀人,意蕴虽不及原作深婉丰厚,令人一唱三叹,却也形象鲜明,情景相生。用枕边莺声、长亭绿草衬托少妇春心萌生,用夜卜金钱、烧心字香刻画盼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态,都恰切地表现了闺中人的独特情思。末句用“钱塘今夕潮生”来比喻激荡难平的春情,也是启人心智,导人遐思,极富艺术表现力的。一首酒后遣兴的和人之作,能达到如此境界,作者的填词功力于此可见。后面的六首也大都如此,毋庸赘述。
  黄负生烈士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了。他的早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革命的先驱,也是失去了一位前途无量的作家,令人惋惜。他留下的这些诗词及其他作品都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责任编辑易山
  
  


  在为数众多的描写武汉的小说作品中,钱鹏喜的长篇小说《花会》,显出它的特殊性:都市题材的特殊性与作家切入都市的文学视点的特殊性。
  花会,据鹏喜先生的小说描写,是曾经广传于武汉三镇的赌博方式。花会“最先盛行于港澳一带水上人家。港风西渐沿长江传至下江吴越,再至江汉平原”。“花会传播到汉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事隔二三十年又死灰复燃”①。
  长篇小说《花会》,描写的是抗战前后武汉花会的流行兴盛,风云变幻的历史。以花会兴衰写武汉历史,是《花会》对武汉书写的鲜明特色。
  花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赌博组织与赌博方式,构成了旧武汉隐性的神经网络。与赌馆、跑马场、交易所等旧上海盛行的赌博方式不同,花会带有很强的民间仪式感与文字雅趣和智力游戏性。
  花会投注低廉方便,能吸引一般市民的参与;开场仪式的怪异神圣,如庙会赶集,迎合着市民的聚合性与好奇心;海底猜迷的文字雅趣,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小姐、夫人、姨太太和青楼妓女,也有一些街道闾巷来的婆婆妈妈”等城市女性的闲娱心态②。从花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看,它几乎网络着城市社会的每处空间;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划子”们,设在各处杂货店的代销点,刊登在武汉报纸传媒上的花会题纸,花会的信息传播、题材发行,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城市网络。再从花会的社会组织形式看,花会由上海富商吴海笙与本埠赌场高手,南馆南生)张宗榜联盟,背后依靠武汉青洪两帮大亨杨青山,由此结成党政军警甚至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城市网络。实质上,旧武汉除了区划行政性城市网络,除了农工士商系统性行业网络组织之外,花会,以及由花会利益同盟所结成的权力结构,是另一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民间性的城市隐性网络。
  值得注意的,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性城市网络,直接与城市欲望关联。或者说,它的形成基础与驱动力不是别的,只是城市欲望,以金钱投注方式以博取更大利润的赌博欲望。可以说,花会是由金钱欲望织成的一张城市欲望之网。与城市交通网络,城市行政区划网络,城市市民生态网络比较,城市欲望之网,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动力无穷魔法无边的城市驱动器。因为,欲望是城市的本原或本质。巴黎、东京、纽约这些世界大都市往往被人称为“欲望之都”,形象地显示出都市文明与人类欲望的轨迹与规律:“人类欲望像条红线贯穿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欲望是创造文明的唯一动力。”③
  在已往的都市书写方式中,文学家或全方位地描写都市,如茅盾的《子夜》,彭建新的《孕城》);或取一街一巷式的市民生活,传达都市的文化生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池莉的《生活秀》);或以一人命运沉浮再现都市兴衰,如王安忆《长恨歌》);或取一家一户市民生活碎片透视都市人性风景,如张爱玲、方方小说)……而鹏喜的《花会》,另辟路径,由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形城市网络,描写20世纪30—40年代的武汉历史。由花会写武汉,最终直逼城市欲望。《花会》,在中国都市文学的城市书写方式中,开创了一条新鲜而有效的城市描写方式。
  当作家鹏喜经由花会进入武汉历史书写时,他已经将花会人事的描写,直逼到人性的欲望层面。面对赤裸裸的,亢奋而膨胀的,炽热而燃烧着的金钱欲望,《花会》人物全都显示出反常态、极端型的人性状态:阴险、歹毒、暴戾、凶残;人,无论男女,围绕花会的争斗,聚焦于物欲的抢夺,各各上演着残酷而惨烈的人生戏剧。
  小说《花会》的叙事主线是武汉花会的发生史,更确切地说是花会盟主地位的争斗史。因为,谁拥座于花会盟主座位,谁便拥有了无尽的钱财与利润,所以,围绕着盟主座位的争斗,小说用尽笔力,叙写着吴海笙、张宗榜、蔚居卿、植木樱子、紫鹃的传奇人生;经由这一系列人物的传奇故事,立体地再现出武汉花会的风云变幻与武汉历史的波起云涌。
  上海富商吴海笙与“九头鸟”张宗榜联手设计赌局,诱使汉口地产大王刘歆生之孙刘公子输光汉口京官祠堂的地产;吴海笙占据京官祠堂开花会,做盟主。此后,身为副盟主的张宗榜不惜以妻子紫燕作诱饵,使吴海笙玩弄紫燕后丢失盟主地位。1938年,  日军占领汉口,身为租界买办,花会副盟主的蔚居卿趁张宗榜回黄陂乡下避战乱之机,篡位盟主重开花会。其后,张宗榜与紫鹃为重夺花会,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展开长达数年的明争暗斗。
  花会盟主争斗,显示出武汉历史的多重势力的分合衍变。上海富商吴海笙占居京官祠堂开花会,暗示着海派势力对内陆城市的势力渗透,张宗榜加害吴海笙,篡位盟主,是武汉本埠势力“九头鸟”性格对海派势力的火拼与征服。此后,张宗榜和紫鹃,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那“黑白牡丹”的龙争虎斗,则衍变为本土与域外势力集团的矛盾冲突。小说《花会》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武汉花会的权力更迭,写出上海与汉口,汉口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相互勾结与渗透,冲突与排斥、联盟与分裂的复杂过程,从而,《花会》从民间赌博组织的隐性结构折射出武汉历史的生动性与复杂性。
  《花会》的人物性格及人生命运,都具有反常态、极端型的传奇性。上海富商吴海笙凭借阴险手段,计害汉口刘公子,占据汉口京官祠堂。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海笙最终败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张宗榜手上。一场“美人计”让吴丢掉了盟主座位。同样地,张宗榜篡夺盟主地位后,蔚居卿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机取代了狡猾多端的张宗榜。
  小说最具传奇性的人物,无疑是张宗榜。张宗榜由黄陂乡下到汉口花会盟主的传奇人生,其中经历过汉正街小老板的风雨飘零,南馆南生的尴尬生涯,有过飘流上海寄人篱下的孤寂;有霸占妻妹、预设美人计的歹毒;也有过日据期间劳工囚禁的屈辱与艰辛……在张宗榜人生轨迹中,溶合着屈辱与辉煌,阴险与歹毒,得志与失意的多重人生内容和大跨度的升降沉浮的生命特征。在他这大跨度的生命时空间,隐含或折射出多样性的时代风云。
  《花会》中的“白牡丹”植木樱子也极具传奇人生。20年代,樱子随丈夫植木在汉口开设药堂,“推销日本成药,发售医疗器械”,继而走私贩毒大发横财。“七·七”芦沟桥事变,樱子与买办蔚居卿勾搭成奸。为占据汉口花会,樱子与蔚居卿结婚,摇身一变为花会新盟主“白牡丹”。樱子从一个人生侧面,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沉浮消长,颇具历史性。
  紫燕,作为《花会》的另一传奇人物,显出别样的人生意义。紫燕的存在,形成了与《花会》欲望人生相悖的人生张力与意义空间。紫燕因父亲豪赌而自卖青楼,以还父亲赌债。结识张宗榜而适张的发妻病故,“她名正言顺做了张太太”;但人生好景不长,丈夫设计霸占妹妹紫鹃,并诱使自己遭吴海笙奸淫玩弄。身心俱焚的紫燕,矢志皈依佛门。由归元寺、长春观、龙神庙、宝通寺、莲溪寺一路飘零逃离尘嚣,远避刀光血影的花会。一介弱女子,在乱世年月,最终修成“严华大学女弟子”。紫燕的传奇人生,与张宗榜、吴海笙、蔚居卿们与妹妹紫鹃、植木樱子们的欲望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反差。前者的生命,从世俗欲望中超拔飞扬;后者的人性,在欲望驱使中沉沦坠落。因为有了紫燕的生命存在形式,使得小说《花会》拓展了欲望描写的意义空间,同时,又使《花会》对武汉的城市书写,延展到佛门净土的文化世界,从而客观上展示了与世俗人生对立的武汉宗教人性空间。
  鹏喜先生为人为文,常给人以朴实而耿直的性情。小说《花会》,却展示了作家少为人知的浪漫张扬的传奇个性。据作家自述,“《花会》的题材,有一段史实,随着无痕岁月消失得无影无踪。”④仅凭一段被湮灭的史实,创作出22万言的长篇小说。作家放弃了他惯用的严谨的写实手法,而借用“想象力”和“虚构”手法⑤,连缀故事,状写人物,铺展成篇。结果,《花会》风格形态多了些浪漫张扬的个性,多了些想象虚构成分,也自然多了些传奇韵味。
  正因为花会史实大部分无案可稽,所以,作家创作时自然少了些“历史”的限制。于是,写《花会》的鹏喜获得了他此前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于是,他将花会的盟主争斗,写得刀光血影,险象环生;把花会主要人物性情写得大起大落,反常极端;将花会故事与武汉局势,抗战)穿插缝合,写得汪洋恣肆,波澜起伏,意蕴丛生。于是,作家也可以大量穿插花会题材的游戏性诗句,既显才逞能,又赋予小说文辞儒雅的意味。所有这些特征,在一向以谨严朴实的风格特征的鹏喜创作中,是一种新的风格形态。这种新的风格形态,既显露鹏喜的浪漫豪情,又为武汉的城市书写,新添了一种诗意传奇的书写风格,或城市风骚与文化诗性。在日渐写实日渐密匝细碎的武汉叙事文学中,《花会》式的欲望传奇风格,倒显出它别样的风情与风韵。
  作为武汉城市叙事的欲望传奇,略感不足的是某些叙事关节的处理和安排。一是叙事“节点”的气力没有用足。如蔚居卿与张宗榜的明争暗斗的描写,远不及张宗榜与吴海笙争斗的惊心动魄。二是某些人物行动线索的描写,不够清晰与明快,如对划子过太婆,对斗方名士邰先生、赵直言老师的行状命运的铺叙穿插不够明快。再如对张祖颐、植木樱子、张宗榜等人的大跨度、高涵含量的人生经历,都用一般叙述方式道出,而缺乏必要的直接描写。这势必损耗了他,她)们应有的性格冲击力与人生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2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