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4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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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伯家，还有一位李嫂，她那丝丝闪亮的齐耳白发，上边没见任何饰物，却永远那么规顺。李嫂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经常用我听不懂的话向我咕哝着，我也就胡乱地点头答应着，极不礼貌地应付着这位奶奶级的李嫂，李嫂却只能显出极无奈的微笑——她知道我没听懂她的话！只有我家的阿姨出来与她聊时，她才会露出排排好看的白牙——笑得舒坦极了。
记得有一天，海妮带我一起去拾马粪。那时侯提倡做好事，也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去拾马粪？反正，是海妮带我去的，她比我大，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她。那会儿的长安街，行驶的车辆不算多，管得也就不太严，马车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可能是为了街道的清洁吧，宣传让马车出门给马带粪兜子。那是一辆双套马车，拉着从冰窖里买来的冰，朝建国门桥方向走去。我俩跟着这辆马车，从头道街（日坛路）一直到建国门桥。六十年代可不是现在这样的立交桥，好像建国门桥下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河，再往北拐上什么路就是去冰窖的路。我俩跟马车夫一边聊一边走路，做“出门带粪兜”的宣传，手里还拿着小铲和小桶，时刻准备马尾巴翘起接货——马粪。我们做完宣传回到家，竟提了满满一小桶马粪，这桶“硕果”不能它用，自然赏给了高大的葡萄藤。蔡伯伯一看就笑了，可是他并未表扬我们。他拿起小镐头，在葡萄藤根附近，挖了个不大的坑，将马粪沤了下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进行着，我和海妮却叨叨不停，汇报着一路的“战况”哈……哈……一串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响起，这就算是蔡伯伯对我们的奖励了。
一天，海妮在屋外的一声叫喊，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呢，我窜出去一看，原来是一队小螳螂足有十多只，正顺着葡萄藤一点点地往上爬，这些螳螂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绿色的身躯跟葡萄叶一样绿，头前举着两把“大刀”，嫩嫩的，想“刀”又“刀”得了谁呢？我们俩跳上石沿台上，踮起脚，看着这些小东西爬行，还不住地给螳螂鼓劲儿，喊：“跨……跨……”海妮说，这是一群刚出生的小螳螂，它们的爸爸妈妈，还不知在哪儿哪，怪可怜的。听了她说我赶紧冲回家去，找来一个有机玻璃小盒子。大胆的海妮把这些小东西，一只只抓到盒子里，它们就算有了个家了。它们在自己的家里，互相挨着挤着，相互“刀着”玩耍，显得是那么高兴……
那会儿正是“三忠于”年代，孩子总是学着大人的行为。有一天在宽敞的台阶上玩，海妮教我把各种色彩的废牙刷把锯成一截一截，然后把两边在台阶上磨平，认真地刻上“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示心愿，只是字迹显得很拙笨。我们还捡了许多碎的瓷片，将各种小花边一点点敲成指甲盖大小，攒了一捧又一捧，海妮都让我保管着，做什么用她未告诉我。有时还趴在阳台上，我们玩羊拐、沙包。没有羊拐时，就拿杏核替代，选四个同样大小的杏核，洗净，在两面涂上颜色，就可以随意耍玩了。我们玩的这些玩艺儿，经常引来别的楼的孩子，争着抢着跟我们一起玩。
我们最愿意玩的地方就是葡萄架。葡萄架下荫凉而且很有神秘感，特别是夜幕降临时，微风轻轻地吹抚过，葡萄叶子发出沙沙声，显得格外神秘、恐怖，就像置身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葡萄架下聚集着几个楼的孩子，有时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有时就听年长的孩子讲故事，有天不知是由谁开的头儿，讲起了“梅花党与绣花鞋”的故事。由于故事的内容过于神秘，常常引起小伙伴尖叫，有的还吓得又哭又喊，使这神秘的葡萄架越发恕＝幼趴隙ㄓ腥宋孀哦洌涣镅痰鼗呕耪耪排芑丶遥鄣币簧抛采狭耍耸敝芪Ц蛹啪擦恕Ｎ宜坪蹩醇咸鸭芟拢勾媪糇潘亮恋难劬Α飧鱿囊梗萌烁械匠构堑睦洌涞眯睦锊抖兜摹？墒枪涣硕喑な奔洌蠹矣侄季奂谄咸鸭芟隆�
记得一天晚上，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个时侯，我们一定要到学校参加庆祝活动。每人手拿花环（是各种彩色皱纹纸扎成），排着队欢呼雀跃着上了街，“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尽情，跳得奔放。由于我是班领队，我比别人更加多了一份“豪迈激情”。每次哥哥姐姐他们这些中学生，一定是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庆祝，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永安里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了。我很沮丧，一是没欢呼够、激情还没来得及迸发；另外更主要的是害怕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肯定是没回来，哥哥姐姐更早着呢，他们在天安门且得蹦一阵子哪。我快速冲进那没有人的家门，不敢开灯，来不及脱衣服，更不要说洗脸洗脚了（以前这些都有阿姨监督的）倒头捂上大被子。黑夜，我怕看见门后的衣架，那挂着衣帽的架子——活脱一藏匿在黑暗中的梅花党；我怕床底下端端正正摆放一双绣花鞋；更不敢黑暗中往窗外探去，想象着当窗帘掀起的刹那，葡萄架下的双双眼睛与我隔窗相对，那我该怎么办（至今我深怕此举）？
曾有人向我爸爸反映过，说我爸爸那屋窗外丝瓜架下、蔡伯伯家葡萄藤下夜里常有灯光，可能是美蒋特务在用发报机发情报。还有人说，我家阳台上半夜常有人坐着……，如此等等，想到这些，我的想象之锁就会不停地开关，带着恐惧我渐渐地进入梦的世界。有时一觉醒来，头发还湿乎乎地粘在脑门上、贴在耳根旁——那一定是没出息的“小溪”涓涓不断始然。白天葡萄藤恢复了一切的翠绿，它随风轻轻摇曳着，依然那么可人，人们依然各自忙着。我围着它转了好多圈，总想找到那双双惊恐、扭曲的眼睛，却怎也找不到……
当然，也有欢快的夜晚，由于我们两家阳台是对接的那种，我们两家阳台大吸顶灯一开，别提多亮了！我们玩起了“红灯、绿灯”、“人、枪、鬼”、“跳房子”等等游戏，从我家跑到海妮家，从海妮家再跑到我家，阳台上充满了欢乐的脚步声。如果我的哥哥姐姐参加了，准没我的份儿了，他们嫌我小总被逮着——不好玩。他们不带我玩的时侯，我就只能坐靠在阳台边沿低矮的护栏上，在旁边凑热闹起哄架秧子。偶尔也会蹲在蔡伯伯家的门前，隔纱窗门与小豆豆没大小地逗说两句，因为他也是静坐在黑暗中观望哪。
那一阵，爆发“革命”了，我们停学了。很多人家门上用毛笔饱蘸浓墨书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我在家很少见到爸爸妈妈了，晚上待他们回来我早已进入梦乡。家里一切暂由哥哥代管，每天有一堆作业——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及一切最新指示。哥哥说这是爸爸交待必须完成的，到时会检查，我只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中间哥哥也会让我们休息“放风”，我会一遛烟儿地冲出去，与望春、小妹、小七玩着人落人的倒立；我会从一楼我家借楼墙多出的边边角角攀爬到二楼的涛涛家，坐在她家窗台上把腿搭在窗外大呼小叫着；我会跑到三毛家用手沾着炸酱抹馒头……每次都还没尽兴耍开，那边哥哥就叫上了，到时间了，回家！此时，我无论爬得多高、坐在多么险之处，我都会叽里咕噜地跑回家，我特别怕哥哥告诉爸爸我的“劣迹”——非常时期，爸爸对我们尤其严厉。
一次，我吸吮着一支3分钱的小豆冰棍在阳台上显摆着，突然对着正在轮椅上晒太阳的小豆豆喊叫起：小豆冰棍，小豆冰棍，我以后就叫你小豆冰棍了……刹那，我惊了，小豆豆流泪了，点点泪珠缓缓往下滴去，我意识到我干了错事，扔了没吃完的小豆冰棍跑回家了……很久很久我都怕看见小豆豆哥，更怕他那双眼睛。
一天，葡萄架下传来特别好听的歌声，歌声吸引了我们一群孩子，我们坐靠在凉台台沿边上围作一团。原来是蔡伯伯家来了一个小女孩，她要考什么文工团，在我们使劲要求下，她一首一首不停地唱着“耶吧，赛欧迷吧……”好多好多，真好听！我从来没听过，好像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反正与姐姐小彬最爱唱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让我们荡起双桨……”“麦浪滚滚闪金光……”“天上布满星……”“我们的田野……”完全不同。姐姐总是藏在厕所里唱歌。我总缠着外来的小姐姐，在葡萄架下让她教我唱歌，舌头不利索地跟着打转。哈……哈……舌头没打直，肚子快笑破了。后来，这个小姐姐不见了，海妮告诉我她没考上文工团，就悄悄地回徐州去了。为此，我着实不高兴了几天，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我还想跟她再学几首歌呢。
海妮的大姐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来了，她要杀鸡。她不敢用刀割气管那种杀法，而是端来一盆水，然后牢牢攥着鸡翅膀，楞是把鸡的小脑袋按进水盆里憋死……这一切都是在葡萄架下完成的。我蹲在那儿看，想着我游泳时被水呛的感觉，想着我在家端盆水练“扎猛子”憋气的感觉。鸡疯狂地扑腾着，翻翻憋红的小圆眼睛望了我一眼，狂蹬几下的小细腿慢慢伸直了，葡萄架下的土被挠出道道划痕。那无助的、埋怨我的眼神总不停地扯拉着我，以至多天过去了，那块划痕依旧的土地，仍是我视线寻觅之处。
有时，姐姐和海妮都不在家，我会蹬个小凳子趴到前面阳台上，盼着她们早点回来，她们到王府井去卖《批陶战报》，3分钱一份，这种事她们绝对不带我去，怕我添麻烦，怕我丢在王府井，怕我——反正我知道求也不会带我去。如果顺利，她们回来就早。有时会让我等很长很长时间，趴在阳台我想象着她们是不是像《红岩》里卖《挺进报》的人那样吆喝着、叫卖着。
一天在家，闲着无聊，手指触摸着爸爸书架的书从这头捋到那头，又从那头捋将回来——感觉着书的薄厚、感觉着书的新旧，突然发现《文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书署名都是蔡仪。他写的书的内容我看不懂，太深奥了，何况我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不过看到他这样多的书，蔡仪伯伯的形象，在我心中比以前更高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夜之间，院里很多小孩子，突然互不说话了，他们都比我大，我不知该站在跟哪一头儿好，更不知谁愿意带我玩儿？尤其是我信任的海妮，眼见地对我冷淡下来，她已不再带我去做好事了。我们同时出现在阳台的时间不多了。是谁向谁开始“宣战”的？是谁向谁彻底决裂？我始终是雾水一头。总之，从阳台上飘出的欢笑声、葡萄架下划出的尖叫声，随着渐渐深入的“革命”一点点地逝去了……
这些事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孩子随自己的父母，先是经历了下放干校，后来又跟着返回北京，再后来就是自己上学、工作，直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如今都已经成了中年人。当我再注意到远远的葡萄架时，那里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架子。架子上拉扯弯曲的铁丝，只有晾晒的几件衣服，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葡萄藤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