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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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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了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原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p。60注3,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和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张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国共战争历史的想像与塑造》,载《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627…633页。

  p。60注4,参见《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网站,“异议论点集锦”。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明年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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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以101岁的高龄,在远离故国的夏威夷岛告别人世。

使张学良永载史册的,是他在幽居54年前所做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尽显关东血性汉子的热劲和豪情,中国历史曾两度在一刹那间,因之突然转变方向。

张学良干的第一件大事是,1928年底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使东三省归于中国版图。

张学良生于战乱频仍、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1924年12月,张学良在天津拜见了病中的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寄语张学良和东北青年:列强环伺东北,东北青年当奋发自强。孙中山的这番话,张学良终生铭记于心。

1928年6月,日本军阀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之父张作霖。时年28岁的张学良接获父亲遇难的电报,连夜潜回沈阳,秘不发丧,每天官报云:为张大帅送饭、奉药。

就在日本军阀眼皮下,张学良迅速接掌东北军政大权,稳住了大局,而私下积极准备易帜事宜。1928年12月29日,东北全境忽地高悬孙中山先生画像,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易帜大典上,张学良慷慨陈词:我们之所以易帜,是效法我们东边的“某先进国”(指日本),几十年前,他们为结束军阀内乱、促成国家统一,尊王攘夷,奉还大政于中央,我们今天也是这幺做,为的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张学良的行动使日本军阀既恨又惧,东北易帜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

张学良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发动西安兵谏。20世纪20年代后的张学良,可称之为“青年凯末尔(现代土耳其建国之父)主义者”。他统掌数十万军队,是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张相信军队可成为落后国家推动现代化的重心,而某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可担负起救国保民的重任。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新式军人,更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凯末尔”蒋介石的身上。然而张学良所敬重的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蒋一声令下,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九·一八”后不战自退,致使东三省沦于日帝的铁蹄之下。

张学良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羞辱。1933年,张学良远走意、德诸国。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也对意、德的“国家振兴”萌生了兴趣,试图从欧洲带回强国兴邦之道。但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横向移植意、德经验。这时,张学良又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他茫然,愤然,这位爱国者,已不能接受“兄弟阋于墙”的现实。

张学良的苦闷与彷徨被另一群中国人最先捕捉到。1935年后,红色力量已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角,中共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派出了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时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激励民气、凝聚人心的时代最强音。

1990年,张学良先生打破50年的沉默,向日本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那时,共产党实在是善于抓住人心。当时中国充满抗日的气氛,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想立刻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一点,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我认为共产党抓民心,做得实在漂亮。”(日本广播协会(NHK)采写,周季华、蒋立峰译:《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当年在张学良身边还有另一批人,这是一些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被“淘汰”出去的前共产党员。这批人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激情并没有消退,他们的领袖人物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罗章龙先生。罗的一位朋友、也曾是共产党员的黎天才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张杨八项通电”就是出自黎天才之手。

张杨兵谏“成了推动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打开了信道,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形成,中共也从西北一隅走向华北,走向华中,走向中原,走向全国。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在神圣的抗战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获得民族复兴的生机。

而张学良作为一位军事政治家的生涯,却被过早地斫断了。事变前仅次于中央军的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子弟兵和当时全国飞机数量最多的东北航空队,在事变后消散于无形。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苏联人,在事变后并不欣赏他的行动。苏联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而当张学良抱“赴死之心”亲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等待他的却是长达54年的漫漫幽禁岁月。

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感激张学良先生。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赶往西安机场,试图劝阻张学良,望着飞往南京的飞机,周恩来惆怅、惋惜不已;在40年代国共谈判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释放张、杨的要求。

八十年代初,沈阳恢复和修葺了张作霖的墓地和故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也在1993年重新挂牌复校。

1991年,张学良当年东北军的袍泽、中共元老吕正操将军专程赴美,看望张学良先生。东北的官员多次邀请他重返白山黑水,看一看家乡。

五十年代后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未能重返故园。1992年,张学良手书“谒郑成功祠”诗一首赠吕正操,藉以述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大爱。其晚年书写的一幅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也可见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

张学良已将他自1936年始的全部私人资料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定2002年才能开放。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明年开放的那些卷宗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已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完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  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趋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那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个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我们所不知;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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