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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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著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

“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么，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己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藉，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中央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但仅侧重于军事领导，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上。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像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

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