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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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和生活内容，忙日子当闲时过，这期间翁文灏瞻顾平生，旧体诗的创作数量更丰，直到1971年元月病逝，旧体诗的写作成为晚年翁文灏介人生活抒写心境排遣情绪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旧体诗后来得到了公开出版的机会。手头这本《翁文灏诗集》是团结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的，据整理者、翁氏之子翁心钧所作的“前言”，从1951年翁文灏归国直至他逝世，即使那些在“文革”中散失的不计入其内，翁氏所遗诗词也有近三千首，这本《翁文灏诗集》最后选了九百余首。
我常常觉得，近人旧体诗词集不能单以审美价值来范围，其真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质言之，以诗存史，诗中有史，更能启后人无限兴会。虽然诗史云云早是陈说，但近人诗词于此尤为契合。原因也简单得很，从李杜到王士祯，彼时诗不仅是抒情之载体，也是酬应之工具，它在社会上过于普及了，诗的功能也变得芜杂，乃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作者未必都有心借诗陶写一己之真性情，二是在诗过于普及的情况下，诗作者强烈的个体感受掩藏不易，以诗存史容易被诛求，诗作者即或有心也不太情愿了。到了近现代，情况有了些变化，个人所作诗词往往只在一二知交中流传，诗成为小众化的玩艺，诗的功能也开始有了几分回归本真的味道。要想酬应自有其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送人一首诗。我们现在要真切体味前贤心境和情感，把玩其旧体诗词实在是一条捷径，比如要想走进陈寅恪这样方正古板的学者心灵，非读其旧体诗不可，陈寅恪“这一个”在那里面是表现得极其鲜活的。
回到《翁文灏诗集》。翁氏归国后，在幽居岁月里留下过大量文字，除一纸悔罪书，政协委员本分内应上的议案这些台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窃以为，其中最值得今人关注和玩味的还是这些旧体诗词。尽管这本诗集不过是一选本，但作者的书生面目和复杂心绪仍灼然可见。1951年6月，悔罪书写完后，他以诗作跋，“平生自问尚无羞，只惜忠诚少计谋。仁义知难追宋瑞，贤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鹤立官僚浊，拙朴心非利禄求。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首句“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而结末一联又分明透出一个前政权的高官——哪怕仅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里以书生自许——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疑虑。等到这年七月，官方仍无正式结论，“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诗三首”，其中唱道“故国得归终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时显然已有“历历前尘吾倦说”（俞平伯诗）之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前尘旧事总如怨鬼缠身，哪里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灏回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处于幽居、无所事事的状态，曾用一首七律《栖息》概其遭际，首联赫然是：“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余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让人生无限感慨。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人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人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人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李宗吾故居寻踪
■ 邓遂夫
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
“文革”中的翁文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不明不白地落水而死。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一位辞世仅六十二年的大名人李宗吾，其故居何在——我当然是指包括其遗址、现状及变迁沿革在内的诸般情况——竟会长期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这不能不让人叹息。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终于寻访到了原本长期生活在故乡自贡的李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现年79岁），这个谜底居然还是没有揭开。原来，李若英在祖父去世的第二年就嫁到了数十里外的贡井区，此后，随着祖母的去世，母亲与两个兄弟的背井离乡，她就再没有回到过那座曾经伴随她度过少女时代的故居宅院。时光一转眼就飞逝了六十年，她除了知道原本地处荒郊的故宅一带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新城区之外，对于它现在的确切位置和此前的兴废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笔者自2002年从北京回乡著述以来，一直想借机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首要目的是想为将来筹建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打基础。也算得上是够努力的了，可还是拖了整整三年，到今天才敢提笔写这篇揭开谜底的文章。
这就如同经受电影中太过漫长的无焦点镜头之后，终于盼到了一个清晰聚焦的定格……
闪回：看看前人的记载
先是李宗吾本人，在其《迂老自述》中用了一句极简略的话，来叙述他的祖居和后来的住家：“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棠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彙柴口附近。”
自贡人大都知道，一对山、彙柴口这两个地名，如果分开来看，位置非常具体；但要将二者合起来指称一个地域范围，那就可能管得宽了。李宗吾在称其祖居之地为“彙柴口一对山”的同时，又说他“现在住家仍在彙柴口附近”，这个“附近”究竟在什么地方，自然会让后人煞费疑猜。
彙柴口这个名称，来源亦较古老。里面的“彙”字，在自贡口音中至今读如“类”，其义则略近于“垒”。“彙柴口”三字的原初之义，当是一个大量堆放成捆木柴（以备出售或外运）的场所，或单指该场所的一个出口。笔者在儿时在彙柴口下面的张家沱露天市场，常见这样成捆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用来批发或零售。因而，这个作为特定地名用字的“彙”，非但不能简化作“汇”，其读音也该保持古音不变。这种因地名的特定读音而不当简化讹变的例子，在全国地名用字中屡见不鲜。
总之，彙柴口好找，被李宗吾称之为“彙柴口附近”的小竹湾却知道的人极少。它究竟在哪里呢？
1947年出版的张默生《厚黑教主传》，前面放了一篇文字——《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其中叙及他与李宗吾直接晤面之前，曾写信委托自贡蜀光中学教员孙柏蔚去先行拜访李宗吾：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彙柴口小竹湾，前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彙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嘛，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这算是把小竹湾故居的环境氛围作了一个大略的介绍，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仍语焉不详。而且我过去读到这里，总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李宗吾到了1940年，还要给他自己的住处起一个“无人知道”的新名呢？直到去年，我从现居陕西省的李宗吾堂侄孙女李长淑处，意外地追寻出其父李石锋作于解放前夕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这个疑团终于解开。原来，李宗吾这座小竹湾故居，是在孙柏蔚见到李宗吾之前不久（民国二十一年）新购置的。对于李石锋文中所记的购置房屋的时间和周围环境，我求证李若英老人。她说，李石锋所述这座房屋的面貌及周围环境，倒还贴切，只是提到购房的时间还不够准确。据她回忆，祖父购置这房产，应该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因为她清楚地记得：他们一家是1939年从成都搬回自贡，才住进这座房子的。
聚焦：小竹湾故居的准确位置
李石锋遗著中提到小竹湾故居的这段话，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它不仅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房子购置的时间较晚，而且更清楚地了解到房屋的布局情况和具体环境位置。
2004年8月8日，我在前往李宗吾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途中，接到李长淑从陕西省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在应我的要求翻找其父生前保存的李宗吾遗稿时，意外地发现了父亲在解放前所写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我当即请她将此稿寄来一阅。两个月后，我将李长淑寄来的遗稿中叙及的上述情形向应邀参加李宗吾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的李宗吾侄孙李自成求证。他听后，出入意料地说：“这地方我熟悉得很，现在就可以领你去看。”
我同他很快就到了一对山西侧山脚下的一处街道当中。李白成说，房子是坐南朝北，面向富台山下的小溪（俗称洗脚河），背靠一条比现在的街道窄得多的小马路。这里距彙柴口小街不到三百米。只不过山路回环，以前这里可能不大引起棠柴口居民的注意罢了。我问李自成：“你为什么把这个位置记得如此清楚？”回答是，他每次从红旗乡大岩村的家里进城，都必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