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1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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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回头去看，书记正掏出手机，啪啪地摁着，的的声音似小虫在草稞里叫。苗子再回转身，人群正波浪一样汹涌而来。苗子已分不清记者还是村里的乡亲了，只感觉土坷垃和石头子像冰雹一样砸在了玉米稞上，一个个人奔至玉米地前，就像青蛙爬到了水塘边，只轻轻一跃，便相继扑嗵扑嗵跳了进去。
正愣怔间，一块半截砖倏地砸在了苗子的肚子上，就像砸在了一个充足气的气球上，苗子只听到砰地一声响，人便朝后倒了下去，鲜血便顺着苗子的双腿汨汨流了出来，流在地上，很快将周围的土洇湿了，仿佛黄昏时西天的火烧云，一下子将苗子的心引燃了。
13
刚刚进了腊月，男人就收拾了行囊，退了房，将工具箱和机子寄存在老六处，男人就回了家。
男人本不想这么早就回家，天虽冷了，生意还有的做，但一直没有苗子的音讯，老六媳妇自过秋时回了家就再没来过。男人也曾给家里挂了电话，男人在电话里怯怯地说，叔，我是宝库哩，苗子呢？支书说，你媳妇在你家哩，村委会哪里有你媳妇？男人又唤了声叔。支书却打断了，说村里正开会，啪地就挂了。男人握着电话，就像夹着一支灭了火的烟，再也吸不着了。
一路上七七八八地想着，车就到了县城，男人丢了烟，哼一声，有的啥，生小桂不也是早产了哩。男人走在开往村里的车站路上，街上的景象就感染了男人。这原本熟悉的大街竟恍惚间让男人陌生起来，一个小摊紧挨着一个小摊，而且从远处还不时传来零星的二踢脚鞭炮声，男人就疑惑了。
男人走到一处烟摊，一边掏钱一边问，老哥，咋今年的庙会，这么早就过哩？
卖烟的是个中年男人，上上下下瞅了他一眼，说你是刚从外头回来吧。男人点点头，卖烟的中年男人就笑着说，咱县里今年又评上了贫困县，县里这是庆贺哩。
男人眨吧眨吧眼，贫困县？不是几乎年年都评上哩。
卖烟的男人说，今年是五联冠了，你不晓得，听说昨夜县委把烟花厂的鞭炮都调去了县城西边的砖窑，劈哩啪啦放了一夜，比香港回归时还热闹，而且县委昨夜还在宴乐园摆了庆功宴，副科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
男人的情绪似受了喜庆的感染，伸手在鼻尖上蹭了一下，说不要那破红山茶，我刚刚不是给了你十块，别找了，给我拿盒红塔山。
卖烟的男人瞅瞅男人，递上烟。男人接过烟又往前走去。卖烟的男人拉长了目光去看，夕阳里，男人一拐一拐地踩着他的影子，仿佛鞋上粘了一块粘糕，总也甩不脱似的。
男人此该怀了满腔的喜悦，一心只想见到苗子，可是他哪里知道，等他见到了苗子，守着自己的女人欢欢喜喜过了年，又欢欢喜喜地等到了正月底，不但一分钱的扶贫款没有等来，却等来了省纪委派驻下来的工作组，工作组的同志不仅向他们了解了关于扶贫猪的具体情况，而且还问苗子是否被村支书强奸利用了，不然的话，为啥县委书记偏偏去了她家的田里劈棒子呢。男人当时就懵了，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却发现女人苗子那一张原本十分白皙的脸，刹那间像火烧云似的红彤彤地燃烧了起来。
小导游
■ 阿 成
从黄花机场一下飞机，一队人马，浩浩荡荡，上了那辆等候在机场外面的旅游大客车，然后，不及喘息，直接拉到景点去看风景。这就是中国式的旅游方式。多看少歇，抓紧时间，马不停蹄。
导游是个年轻人，瘦瘦的，小小的，似乎在湖南一带除了毛泽东，这儿的男人都是瘦瘦的，矮矮的。
这个湖南小伙子说话慢条斯理，听着特别舒心，不像上海女人，说话的速度非常之快，比打电报和打算盘还快，让人有一种缺氧感，紧张感，惶惑感，漂浮感，茫然感。
这个小导游说，我姓陈，我是土家族。接下来的十二天，由我来陪伴各位领导，为各位领导服务。
我们这个团队是哈尔滨市委党校班的学员，有趣儿的是，上党校的不全都是党员和正儿八经的干部，我就是班上唯一的一个不是党员的学员了。但是，我是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诤友和朋友。是这样把我吸纳到了这个班上来的。我想，这大约是体现党对民主人士的—种关爱和注重。如果我忸怩，不来学习，肯定不太好。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脱岗学习，我才知道，共产党其实什么都明白，各种渠道是畅通的，主要是中国太大了，有些问题的确需要慢慢解决。由此，我想到了那些相关的作家，建议他们到党校学习学习，能明白不少事，再写他们那类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肯定会更扎实，更尖锐，更到位。
这次党校安排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课，是走一趟“红色之旅”，先到长沙、桔子洲头、韶山、毛泽东故居、少奇同志故居……南昌，再到井冈山。然后，从武汉返回。这一过程，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诗“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考察之后，回去每个学员要写一份三千字的调查报告——主要是感受、思考什么的，就行了，接着就毕业了。
我主要是个作者。这里我想讲一讲这个瘦小的湖南藉的小导游。
在这几千公里的“红色之旅”的旅途上，小导游在车上主动地、零零碎碎地，跟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他的故事。这些讲述当然不是那种在火塘、火盆、火炉前的讲述，而是流动的，断断续续的。流动的背景有：秋天收割之后的田野，不断延伸的高速公路，不断变换的县城、乡村、乡镇、城市、人文景点……总之，一切都在流动中，旅游大巴—切都在按照旅行线路和时间表跑。
旅游大巴的司机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而小导游则背对着司机，面向着我们，慢条斯理地讲述有关他的“故事”。车上的领导们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想事，有人在听——我肯定在听。
小导游说，我呢，是我们那个土家族山寨唯一的—个高中生，也是唯一一个走出大山，在外面做导游工作的青年人。做导游，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多块钱，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多块，这对我们那个土家族山寨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所在的那个土家族山寨很穷，寨子里每人只能分到二分田，大家常常吃不饱饭。他们平日的生活也很单调，种田，然后是放排呀，上山采药，采葛根，石耳呀，还有抬轿子维持生活。由于家里穷，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读书了，帮家里大人干活儿。我看到这一切，感到很悲哀。
我的爷爷、奶奶和大伯，当年，因为给咱们红军送过粮食，在红军离开之后，当地的白匪先是把他们三个人五花大绑，游山寨，然后，一个一个给砍下了头，并把他们的头穿成一串儿，挂在山寨的一根木桩上。寨子里没人敢去把这一串头给摘下来。所以，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告诉我的父亲，红军说过，一定要让娃娃们念书……所以，我是全山寨唯一的一个高中生，也是烈士的子孙。我每次休假回家呢，山寨里的人，家家都会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们那个山寨里有900多人，都是住的那种吊脚楼。盛情难却，我只好挨家去他们的吊脚楼作客，送给他们一点我从城市带回来的小礼品。山寨里老人们都希望我把他的儿女也带出山寨，做点事，挣点钱回来。可我却希望他们多读几年书……
我从小就一边上学，一边跟爸爸上山采药，大家都知道，湖南山多，草药也比较多一点点。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上山采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是到悬崖上去采灵芝，一不小心，人就会摔下去。我们那里有一个风俗，在山上采药时，看见别人也来这里采药了，山上的人就会唱起山歌，告诉下面的人这个山上有人采药了，你到别处去采吧。
小导游说，到山上采药，另一件最危险的事，就是被蛇咬，特别是那种五步蛇。五步蛇，顾名思义，就是人一旦被这种蛇咬了，不出五步，人就会死去。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蛇。那，一旦被蛇咬了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打火机烤被蛇咬过的地方，另一个办法，就是把被蛇咬的手或者腿用刀砍下来，不然的话，人就会没命了。如果你到土家族的山寨去，看见手脚不全的人，那很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之后才割断了自己的手脚的。
车上的一位领导问，小伙子，你被蛇咬过吗？
小导游说，咬过两次。一次是去上学。我去读书的那个学校离我们的山寨有30公里的山路，要走两个多小时。中间还要趟过一条小河。结果，大雨过后，小河涨水，水又急又深，我们趟不过去了，上不了学了，只好往回走，在过一座山时，我被一条毒蛇咬了。那时候，我们这些上学的娃娃的口袋里都带打火机或者火镰，立刻用火烤伤口。当然，人要坚强一点，男子汉嘛。烤过之后就没事了。
说着，小导游拉起自己的裤腿说，你们看，这是烤过的疤……
小导游说，我最后一次被蛇咬，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有病，得了脉管炎，你们都是城里人，是领导，都是很有知识的，知道什么是脉管炎。母亲看过医生之后，医生说得截肢，不然就会愈来愈严重。截肢手术需要6000元钱，这是一笔很大的钱。我们家很穷，而且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只好和父亲一块儿上山去采药，多采药才能多卖钱。那次我在山上采到一只灵芝。大家知道灵芝是珍贵的药材，很值钱的。但是，我们采药的人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最大的灵芝卖给来山寨采购的药贩子也不过是50块钱，而他一转手呢，就是几十倍的价钱。可我们山里的采药人只能把灵芝卖给他们。我那个土家族的山寨，有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大山。那次，我刚刚摘到那棵长在峭壁上的灵芝，一条五步蛇从我的头上窜了下来，我一下子从山崖上摔了下来。我爸爸说，摔在地上的我，虽然人都昏过去了，可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棵灵芝。后来，那棵灵芝我在药贩子那儿卖了三十七块五毛钱，我没有上交，一直留在自己的身上。后来，我只身去深圳打工，受老板的剥削，忍饥挨饿，可那三十七块五，我一直也没舍得花。在深圳我干了一年多，几乎一分钱也没挣到。从深圳回来后，我就立志考导游。我想应当发挥我文化上的长处。
又一位领导问，考导游都需要什么条件呢？
小导游说，考导游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高中毕业。这我合乎条件。第二，必须是身体好。别看我这么瘦小，但没有病。第三，没有案底。就是没有犯过罪。这三条我都合乎条件，交了800块钱的手续费之后，通过培训，考试，我终于考上了，拿到了国家颁发的导游证。我当上了导游之后不久，山寨上的人决定在娃娃们上学经过的那条小河上建一座桥。的确，山寨里的人从我成功的例子上看到了读书的重要。山寨建桥，按照我们那儿的风俗，人人都要捐钱的，我就把当初卖灵芝没舍得花的那三十七块五毛钱捐了出去。按照土家族的风俗，我把钱压在桥基上——这是我们湖南人的风俗，你们参加少奇同志的故居时，有一张当年建房子的日历被压在门的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