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1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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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充满幸福感的年轻人，我更感到，创造一种文明的历史氛围，对一代代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到俄罗斯游览如果只到莫斯科而不到圣彼得堡，那么，他的感受可能会欠缺了一半。听说，为了确认到底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更能代表俄罗斯，俄国知识界曾经争吵了三百年。当年果戈理站在本土立场曾对圣彼得堡十分贬斥：“圣彼得堡像欧美殖民地，善游民族根基，而多与外国混杂，却不和本土大众融和”。沙皇时期一位公爵（E·特鲁别茨科伊）也曾认为：莫斯科乃俄罗斯人民中心之城，而圣彼得堡相对而言是外国的城市，它显示的是老巴洛克风格，充当的是帝国中心之都。当然，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对此的评价又有不同，一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哲学家说：圣彼得堡“比起莫斯科来，它考虑欧洲民主的高级理念要早且深刻得多。”看来，对这些论争的是非判断，恐怕还是应该交给历史。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不承认当年彼得大帝追求新知的勇气，为了感受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探求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说这位年仅25岁的沙皇，曾化名彼得·米哈伊诺维奇，作为炮兵随贵族子弟们一起走出国门，访问了德国、荷兰、丹麦、英国等西方国家，他大部分时间在荷兰和英格兰的造船厂里当学徒，还听解剖讲座，学习造鞋，参观大炮制造厂。也许是这种探求，化成了他回国后果断施政的动力：要为封闭的俄罗斯打开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为此，他不惜与瑞典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赢得波罗的海漫长的海岸线，并在涅瓦河入海口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上，建立起一座海港式的城市——圣彼得堡。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这座修建于三百年前的美丽的城市时，我们仍会惊异于它的风貌与莫斯科的巨大差异。这个城市那别有风味的规整布局，它的建筑风格、它的街道、它的绿荫、它穿越城市的大小河道……都使你感到好像走在欧洲的哪一个城市，巴黎？阿姆斯特丹？威尼斯？
确实，圣彼得堡的出现和存在，给古老封闭的俄罗斯发展的历史带来了一种开放性，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尽管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帝国仍不可能真正摆脱那令人恐怖的独裁和专制，但开放的意识和先进的文明，毕竟已渗进了这个占地球1／8土地的国度的肤体。在我们游览的一天傍晚，专门乘坐游船观赏迷人的涅瓦河和它两岸美丽而又壮伟的风光。看到岸边那夕阳映照下被称作“俄罗斯的凡尔赛”的冬宫，不禁使人产生许多遐想。这个建于18世纪中叶、占有涅瓦河边的滨河路巨大面积的庞大建筑，它不仅是几代沙皇冬天的宅邸，同时也是汇聚世界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的宝库。它那老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它所珍藏的二百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地、从古希腊、古罗马直至近世纪的梵高、毕加索等各个时代的艺术珍品和历史文物，可以说正是俄罗斯人开始吸纳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历史见证。有意味的是，在进入21世纪，也就是2003年的5月，一个举世触目的盛大活动——纪念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就在冬宫所面对的、我们正在游览的涅瓦河河畔举行。记得当时世界媒体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这种隆重、盛大的活动，为的是要显示今天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治国理念：开始新一轮的“融入欧洲”，继续实现彼得大帝的梦想。
我们的游览仅仅是匆匆而过，无法去深入了解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他们社会生活的改革有些什么新的思考。不过就从一些表面的观察，我感到，开放的历史毕竟煅淬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有个很小的生活细节令我难忘：在地铁站进口的一个公用电话机前，放着一本厚厚的电话本，供公众使用。在这个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流动的地方，电话本摆放在那里，完好无损，既无人乱涂乱画，更无人“顺手牵羊”，如果没有一种遵守公共道德的自觉，恐怕是难以做到的。文化素质的高下，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基础。不过看来，旧体制摆脱过程中许多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退走的。像“大锅饭”养成的工作效率低下，像服务行业服务的不到位和态度冰冷，还处处可见。一个数十人的旅游团进关，有时要花上一两个、甚至两三个小时，这在我国今天的海关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反恐意识强”，“保安措施严格”的理由来原谅它，但服务总得有点人性化吧？我还想起了回国时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的候机，一个候机厅，只有不到十把椅子，怎能满足两三百人的国际航班旅客的需求？仔细观察，原来宽广的候机大厅，有2／3的面积被用作开小店，做买卖去了。那天正好航班又是晚点两小时，于是绝大部分旅客只好席地而坐，给这个堂而皇之的首都国际机场留下一个尴尬的镜头。
现在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彼得堡，教堂成为人们常去的一个重要处所，这是我踏上这片曾经经历过红色革命的国土前所没有想到的。这里教堂之多，恐怕绝不亚于欧洲。就在莫斯科，除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供皇族使用的各类古老的教堂外，红场一侧的圣华西里大教堂，更典型地体现了活跃在俄罗斯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东正教教堂的特征：拜占庭式“葱头圆顶”的多个组合（不少工艺品都以它做模型）。位于城西南优美绝伦的新圣女修道院也是莫斯科第二重要的宗教中心。在莫斯科北郊，建于14世纪中叶的圣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其壮丽辉煌更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东正教最古老的圣地之一，听说它也是今天东正教教徒们首选的朝圣之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大教堂，它是俄罗斯最大的教堂。1812年俄罗斯战胜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军队后，亚历山大一世就下令建造这座教堂，直到1839年才竣工。教堂高103。5米，可容纳1万人。1931年，斯大林下令将其炸毁。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不惜花费5亿美元的市政府预算，重新修建。现在我们参观的救世主大教堂，就是重新修建的，教堂有着惊人的廓大空间，被装饰得金碧辉煌。此外我们看到的还有海军大教堂、耸立在二战胜利主题公园周围的东正教教堂、犹太教教堂、天主教教堂等等，等等。
俄罗斯宗教的复兴也许是有深沉意味的，当大半个世纪以来曾经支撑过人们的精神支柱倒塌后，或者说，是当人们终于冲出了曾被禁锢的思想牢笼以后，自然都会寻找精神安妥之所，而宗教大概可以使一度迷茫的人们获得一个精神归宿吧。特别是在今天，被恐怖活动弄得精神极度紧张，被金钱的诱惑弄得头脑昏乱，或者被分配不公而极其心绪不平时，让教堂里平和、静谧、圣洁的气氛安抚安抚，看来不算是坏事。但教堂也真的是那么一尘不染吗？记得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参观时，大家都被那唱诗班的男声四重唱浑厚、深沉、和谐至极的歌声所迷倒，于是，走出教堂前我也和许多“被迷倒者”一样，毫不犹豫地掏出25美元向神职人员购买他们自称是原版制作的唱碟。可是当我回来一听，却竟是粗劣复制的“水货”，我只能看着它长叹一声：唉！
亲爱的朋友，晚安
■ 徐 鲁
一个黄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永健教授打电话告诉我说：晓晴走了……。对于这样一个噩耗，我虽然不是毫无心理准备，可是一旦永诀，心里仍然感到深深的悲痛。毕竟，晓晴还不到五十岁，正当但丁所谓“人生之中途”。而且，她是我那么熟识和亲切的一位朋友，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死亡连在一起。然而这是一个我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旅途上又少了一位“灵魂上的朋友。”
我是在1990年代初期认识晓晴的。那时我刚到出版社，在《少年世界》杂志做文学编辑。王晓晴是我重点联系的作者之一。她写童话，也写散文，我觉得她的文字干净、清新，有一种女性的细腻和纯美，无论是童话还是散文，都追求一种爱与美的意境。我当时就有一个印象：晓晴的童话，和老一辈的童话作家葛翠琳的童话有某些相近之处。后来互相熟悉了，果然听她说过，她的童话创作是受了葛翠琳老师的影响的。她写的字笔画很细，每篇稿子都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看起来十分舒服，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她在《少年世界》上发表了《太阳和他的孩子们》、《风的故事》、《时间老人的礼物》等好几篇优美的童话，我记得，《太阳和他的孩子们》等几篇童话都被当时的《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过，还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些童话后来都收入了她的第一本童话集《梦中的绿云》里了。这本书是1994年在北京少儿社出版的，我为这本书写过一篇书评《追寻那梦中的绿云》。她的那些散文，却一直没有机会结集出版。我和晓晴最初那几年的友谊，就是通过她这些童话和散文建立起来的。我在那篇书评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五十多篇童话，构筑了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良知与正义感的世界。童话家把自己真诚、博大的爱心投向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切小小的美丽而善良的生命，用她的温情和爱心来护卫着它们，鼓励着它们，讴歌着它们，同时也从它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尊严，看到了生活的诗意和可爱之处。”
在《梦中的绿云》问世后不久，湖南少儿社又出版了她的一本长篇童话《好猫咪呜》。晓晴特意寄来这本童话给我女儿，她在书上写道：“送给亲爱的点点：这恰恰是写给像你这样可爱的小姑娘的一本书。你的朋友王晓睛。1995年7月12日”。这本书成了我女儿童年时代记忆最深和最为珍贵的礼物。在这本书之后，海燕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朋友姜华，有意约请一些童话作家和画家共同创作一套幼儿图画书。她在考虑作家人选时，我向她推荐了王晓晴。晓晴为姜华编辑的那套大开本图画书“小鳄鱼丛书”创作了一本《真真和她的小布伞》。这是王晓晴的第三本童话书。姜华当时还邀请了一些学者和评论家为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童话都写评论，我也忝列在评论者之中，为晓晴的这本童话写了一篇书评《撑开童话的“魔伞”》。在这篇短文里，我写到了晓晴童话的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她的这个童话也体现了她的童话一贯的风格：抒情性；二是她对儿童的好奇、友爱、天真的天性的尊重与理解。自然，王晓晴的童话之美不仅仅表现在这两点上。我相信，她在短短的一生中留给我们的这三本童话，都是她真诚和严谨的用心之作，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和公允的评论家来回忆起它们、谈论它们的。在中国当代原创童话领域里，这三本书会有它们自己的位置和光芒。
再后来，我吃惊地得知，晓晴患了癌症。她是一个极其自尊和孤傲的人，平时她就很少和儿童文学界的人往来，患病之后，她大约和少数几个比较亲密一点的朋友也断了联系。我猜测，她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的状况告诉朋友们，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不想被 人们视为病人，害怕被人“同情”吧；还有就是，她也许是不愿意给朋友们带来精神上的担心吧。我有几次到北京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