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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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思想敏锐,谦虚诚恳,他的文章和讲话富有创意,分析透彻,说理清楚,深受大家的敬佩和欢迎。
李正文同志病故于2002年2月,终年九十四岁。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另一个段祺瑞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杜婉华 字数:2784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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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马懋如 字数:179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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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一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疥限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