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8年合订本-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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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耳朵被震聋了,回到美国;他不能从事音乐工作。他又意识到在战争中,往往聪明的人,点子多的人容易战死,至少他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结局。越战给他的人生最大的经验是:不再寻求创新。创新,那是要丢命的。他学会了混日子,得过且过。
当然,从越南战场下来的有作为的士兵也很多,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美国的从林水沼中,至今还生活着一批 当年的越战老兵。他们已不习惯文明的美国生活,他们需要复旧才能生活,他们已经适应了旧的战争环境,没法再改换生活方式。他们将在丛林水沼中了此终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6
漫画与幽默
亲切
老刘出差回来就赶上开会,他抢先坐到了离领导最近的位子。散会后,大家都说老刘积极。老刘却说:“亲切啊,听了领导的声音,我终于有找到了昏睡的感觉。你们不知道,我出差在外一直失眠。”
香喷喷的晚餐
新婚的先生回家后,太太温柔地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和昨天的一样香。”先生兴奋地说:“太好了,今天吃什么?”太太说:“昨天的剩菜剩饭。”
梦话
导演彼得在睡梦中说起了梦话:“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我这次就回去把老婆给......”这是他突然醒了,看到自己的妻子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他马上重新闭上眼,翻了个身说:“好,就用这样的语气来说,非常好,开拍!”
律师的心脏
一个男人因为心脏不适去看医生。医生建议他移植心脏。那人不太情愿,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问有没有心脏可供他立即做手术。
“我这里有三个心脏。”医生说。“第一个心脏是一个18岁的孩子的,这个孩子没有吸过烟,身体健壮,会游泳。他的头撞到了游泳池上,死了。它值 100000美元。第二个心脏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他25岁,非常强壮。他是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的。它值150000美元。第三个心脏是一个酗酒、吸烟、爱吃肉的人的。它值500000美元。”
“嗨,为什么第三个心脏那么贵呢?他的生活如此糟糕!”
“是的,不过它是一位律师的心脏。它从来没被使用过。”
提前行动
妻子:“你现在必须向我解释清楚,你的照片怎么会到了婚姻介绍所呢?”
丈夫:“别生气,亲爱的,这张照片是你去年重病期间,我给他们寄去的。”
已婚
裁缝问做衣服的年轻男人:“你结婚了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需要 在西装上特制一个秘密口袋。”
美好的祝福
早上收到一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祝你姐姐新年快乐,越长越漂亮!”
我纳闷了好久,还是回复过去:“请问你是哪位?”
答:“我就是你姐姐,刚换了号!”
神奇的副作用
在一次医学讨论会上,一个内科医生宣布他已经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新药。另一个医生问:“它是用来医什么病的?”“我们还没药物可医的病。”又一个医生问:“它的神奇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内科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它的副作用会使病人丧失短期的记忆,为此有好几个病人给我付了三到四次的医疗费。”参加讨论会的医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演讲与梦游
会议厅里,一位 议员正在没完没了地发表演讲,有位男听众站起来离开了。
议员对此很不满。那人的妻子慌了,赶忙解释:“请原谅,先生,我丈夫有梦游的毛病。
不解风情
老婆出差了,周日我一个人开车去郊区兜风。山里空气不错,顺着小溪我来到一处山泉,听着泉水哗啦啦敲打青石的声音,感觉美妙极了。我拨通老婆的手机,说道:“老婆,我在山里,快听,泉水的声音。”然后把手机靠近了山泉,待了一会儿,我问道:“老婆,好听吧?”老婆哼了一声答道:“我太了解你了,你没有那么浪漫,快把水龙头关了……”
诡辩
律师请医生给他的妻子治病,说:您放心,无论您治活了她,还是误诊医死了她,我都将如数付给您500英镑!
医生于是竭尽全力投入治疗,可由于病情过重,终于回天乏术。医生在表示歉意后要求律师支付急救酬金。
我的妻子是您误诊死的吗?律师问。
当然不是!我的诊断和用药都没有错!
那么您把他救活了吗?律师又问。
那倒没有。可是
着就对拉!您既没有救活她,又没有误诊医死她,我为什么还要付给您500英镑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4
旅行记
北岛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来搬到阜城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的梦想的大钟。
文化革命爆发不久,我在学校操场发现一辆破自行车,无锁亦无主人,顺便“借用”。骑车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拥有”自行车的感觉真好,虽说车身锈,轮胎旧,辐条少,一根麻绳牵动着含混的车铃。骑在车上居高临下,甚至会对步行者产生鄙视——看来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个马趴摔在警察岗楼前,膝盖胳膊肘血肉模糊,引来众人围观。没过多久,那辆自行车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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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连——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啦,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之间保持梦的平衡。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手绢毛主席像章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父亲去了湖北的干校,母亲带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法定12天探亲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转道走访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费旅行。盘缠不够了,我从庐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与一个乡下孩子同路。最难忘的还是从上海到大连头一次乘轮船的经验。我睡五等舱大通铺,邻居是哑巴,我们用笔和手势交谈。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涛和海鸟。进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线遥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车成为那年月的时尚。插队的同学互相传授经验,各有高招。我和刘羽去五台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钱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块钱,但还是决定扒车。我和刘羽不时交换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着茶缸交叉走动,避开乘警。我们嗓子冒烟,腿肚子转筋;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了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八十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几个欧洲国家的邀请。那时我正挂靠在北京郊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花了好几个月办手续,竟原地踏步,连县衙门这一关都没过。幸好胡耀邦亲自干预,最后一刻才放行。
从北京出发,在巴黎转机去西柏林。那是头一次离开中国。飞机穿过滚滚云层,我心神恍惚。自蹒跚学步起,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我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我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访西柏林,从那里出发踏上不归路。
自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