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2期-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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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日本的声明中，专家注意到了真正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印记，即去年德日签订的合作反共协议的印记。（1937年8月9日《时代》）　
　　然而，中国方面的抗日热情和士气，让近卫“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的设想变为了泡影。淞沪战役的激烈程度更是让他没有预想到。于是，“最小代价”到1937年8月底就变成了日本正规军的倾巢出动和日本的全国总动员　
　　上周，在东京，日本的内阁成员们在护城河环绕的裕仁天皇的皇宫忙进忙出，他们要求天皇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最重要、最轰动的高层军事决定是，派遣日本全部正规军，约二十六万人，前往中国。　
　　在上海，差不多有十万日本军队参战，此场战役不再是孤立的，一场新的地面战斗已经扩大，北平、上海、西部山区之间的广阔三角地带，都将可能成为战场。（1937年9月6日《时代》）　
　　在日本各路人马的紧急调遣中，最引起美国方面注意的不是关东军，也不是空军，而是海军。一方面因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海军曾是日军的作战主力，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与日本一样，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它早就密切关注着日本海军实力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于1937年8月30日把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确定为封面人物。　
　　封面照片上，米内身着海军服，手持佩剑，看上去干练而信心十足，威风八面的样子。他大概觉得自己有理由自豪，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自1931年以来日本海军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过出尽风头的日本陆军，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实力。　
　　1931年，侵占满洲时，日本的海军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上周在上海，日本海军则几乎是独立地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斗。上周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赶往上海，但几乎所有真正可见的增援部队都是奔赴华北，补充北平一带的军力。在北平，圆脑袋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两周来一直在南口的窄长地带抵御日军进攻。上周，北方的其他一些军阀赶来支援他，可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不过，在上海，日本海军不只是投入了最激烈的战斗，而是日本海军至少有一半兵力派来了。联合舰队的旗舰，由英国制造，已服役三十七年的“出云号”旗舰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对面，经历了十天的轰炸、射击，包括一次鱼雷袭击，旗舰仅受到轻伤。沿黄浦江到长江口，十六英里的河面上，汇集着日本舰队群，共五十多艘战舰，包括四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三十八艘驱逐舰，以及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时代》，1937年8月30日）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中，上海俨然成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实验场，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鱼雷快艇。《时代》报道说：　
　　由于上海这场大战是在一座现代城市进行，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被观察得最仔细的交战。因为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无线电通往全世界，这也是现代第一场大战可以不经审查就能把新闻发送出去。然而，军事观察家和记者，还是错过了一件事情：上周周末，等待已久的日本增援部队抵达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预计将有五千名士兵登陆，与中国猛烈的战火相对。中国指挥部立即传出话来，他们的时速四十五海里的鱼雷快艇，每艘装备两枚鱼雷，一架机关枪，已经击沉一些日本舰艇，数目多少尚不清楚。没有外国人亲眼看到，所有外国海军军官都等待着亲自看到。这种鱼雷快艇是德国、英国，特别是意大利大量投资研制的，这是它们第一次用于实战。国民党中国至少拥有十二艘此类快艇，其中英国六艘，德国六艘，目前等待着进一步测试，以确定未来是否有更大作用。（《时代》，1937年8月30日）　
　　指挥日本海军与中国作战的米内，熟悉中国，喜欢中国书法：　
　　作为一个日本人，米内将军身材可谓魁梧，五英尺十英寸高，这与他的显赫政治地位很相配。五十七岁的米内一直是海军军官，老谋深算，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他受命指挥旗舰。……米内喝酒，但有节制，爱喝日本厉害的烧酒。他的主要爱好是书法，用驼毛制作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中国字，这是练习手的稳健的一项运动。两周前，裕仁天皇召见他，将处理上海难题的任务交给他。他的一双有力的日本人的乎正在工作着。（《时代》，1937年8月30日）　
　　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止米内一人，出任淞沪战役中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两位同志”——《时代》甚至以这样的标题来突出松井与中国的特殊渊源：　
　　为进行这场大战役，日本政府任命松井石根担任海陆联合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松井熟悉中国的程度几乎同他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并曾与中国热情的爱国者、“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合作过，在中国推动“泛亚细亚主义”。尽管这一主义是针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也是反对俄国。但松井的狡猾足以蒙骗大量没有戒心的中国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伸开双臂欢迎他。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蒙骗他们，而是与他们作战。（《时代》，1937年9月6日）　
　　曾与中国人合作过的松井石根，现在成了侵略中国的指挥官。　
　　日军见上海久攻不下，改变战略，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改从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向中国军队实施致命打击。上海沦陷了。三个多月的激烈抵抗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结束。此时，松井石根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　’　
　　获胜的是长着一对长耳朵的松井将军，有记者问他日本是否继续进攻，占领蒋委员长的中国首都——在长江上方距上海二百英里的燃烧中的南京。松井将军缓缓地说：“你们最好去问蒋介石未来的发展。据说蒋已经预计要打五年战争。好啊，那就打那么长。我们不知道是否继续向南京挺进，这取决于蒋。”（《时代》，1937年12月12日）　
　　他的军队继续向南京进攻。他的士兵以冷酷、残忍的面目出现了。　
　　日本的进攻，目前以每天五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本周占领紫金山，控制了位于南京郊区的用价值三百万美元的大理石修建的中山陵。日本轰炸机对南京城也进行了轰炸。本次进攻中，日本的英雄是两个下级军官，他们比赛看谁的军刀最先杀死一百名“中国抵抗者”，最新记录：野田少尉，七十八名；向井少尉，八十九名。不管莫斯科是否把迫使蒋加入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援助的条件，上周从苏联飞来了三百架800型双引擎、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苏式轰炸机。日本声称在燃烧的南京，他们已经击落了其中　　　　　　
的十架。蒋委员长似乎已弃守南京，尽管他曾发过誓，要“坚守到最后”。（《时代》，1937年12月12日）　
　　就在《时代》这期杂志出版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开始了。近卫“榻榻米上的办公”与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军队的凶猛残忍汇合一起，形成巨大的阴影，把南京笼罩，把中国笼罩。　
　　　
　　六　远处的世界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立即向世界报道真相的主要是一批西方记者。他们中间有一位是《纽约时报》远东特派记者哈立德·埃邦德（HallettAbend）。　
　　在报道这一历史惨剧之前，埃邦德已在上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淞沪战役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就发生了罕见的两次轰炸惨剧　一是发生在南京路外滩，一是发生在大世界。世界各大媒体包括《时代》对此都予以报道：　
　　在英国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外滩与南京路相交的拐角处，两周前中国飞机在前去执行轰炸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的任务途中，一枚脱落的炸弹落在位于此处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引者注），另一枚落在一英里之外的大世界，造成五百人伤亡。（《时代》，1937年8月30日）　
　　这里，两起爆炸都L兑成是因中国飞机的失误而造成的。但《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记载有所不同：日军炸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一千六百九十四人，其中外侨卜五人；我空军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　
　　埃邦德亲历了几天后发生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口的爆炸，这一次的元凶是日本军舰发射的炮弹。《时代》生动描述了埃邦德的现场亲历：　
　　上海十一天的战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顾客都涌进南京路上的两个隔街相对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购买持续包围期间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购物的人群中，有《纽约时报》的特派远东记者埃邦德和毕林罕姆斯（Bilhnghams）。埃邦德坐在车里等候毕林罕姆斯去买一副双筒望远镜。一声如同快速列车汽笛声的警报响起，一颗从军舰上发射来的炮弹就在大街上空爆炸，两个商店的店面都像纸一样被撕烂。两个商店里有三百人伤亡。记者埃邦德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拐地走进永安公司大楼，只见毕林罕姆斯正用力拉开电梯门，炸烂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还中了三块弹片。关联社记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跑到人行道上当即写下报道：　
　　“数以百计的尸体堆积地上。巨大爆炸力将他们炸起又抛下。……血流淌进电车轨道和下水道。头、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墙壁上，其余洒落街道两旁。”（《时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时代》的报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讲述的经历。南京沦陷之后，埃邦德继续履行着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得到的来自南京的材料，连续报道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确证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整个局面被频繁的屠杀、大规模的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98页）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注目、恐怖异常的事实。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127页）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拥满了难民，其生存状况被这样描述着：　
　　在上海，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了从战区逃亡的一百万中国人的状况：“肮脏、疾病、饥饿、发疯”。有一个剧院里，一万四千名难民像蚊蝇一样生活了一个星期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