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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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章，一是前边提到的《播种者胡适》，一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播种者胡适》是给《文星》1962年第一期封面照片做说明的，后者则是拾起胡适演说的题目，大谈“全盘西化”之必要，而对反对西化者——也是反对胡适那篇演说者——给予猛烈的攻击与批评。文章开头说：“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引者按：指《圣朝破邪集》，徐昌治编）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适演说所点燃的火苗煽动了起来，使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很快形成。李敖说，胡适的演说和自己的《看看病》，是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两篇指路的文献”。
由于双方对“西化”的具体含义和“全盘”的具体所指认识相差很大，论战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李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任卓宣（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组织了几篇文章反击，称李是“胡适的鹦鹉”，“他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引者按，这是胡适在那篇演讲中的自称）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又说：“可见西化派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外国……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孪生子，在中国西化派与俄化派则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随即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等人纷纷撰文，称李是“虚无主义者”、“陈序经的信徒”、“惟‘美’人物”、“狂热的西（美）化派”、“周扬以后第二谩骂家”、“梅毒主义”、“文化太保”、“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中国的维辛斯基”、“中国的巴札洛夫”、“抄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后来甚至被胡秋原送上法庭。
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由于胡适已经去世，李敖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所有的谩骂和指责便一齐朝李敖头上喷来，所戴帽子不下数十顶。可以想象，如果胡适健在，他会继续受到许多人不遗余力的攻击。
四
把李敖仅仅当作“北大系的传人”或者胡适思想的“传人”，是远远不够的。胡适所标举的“非个人主义的”人生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李敖并没有作多大的发展，而是化为自己的血肉，落实在行动中。李敖一生的主要事迹，可说是胡适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针对周作人贩卖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提出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人生哲学，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说，这是杜威所说的“真的个人主义”，不是“假个人主义”。其特性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强调，这种人生哲学是“淑世”的，要去奋斗，“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捉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新村运动却是“独善其身”，避开矛盾。他就这个问题讲过几次，讲演记录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在《时事新报》和《新潮》发表，收在《胡适文存》第一卷里。李敖对胡适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熟悉的，在《播种者胡适》中特别予以强调。他说：“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李敖在引述了胡适所说两个特性以后接着说：“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李敖赞赏胡适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为它辩护，乃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主义做的。李敖积极“淑世”，“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但他“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到处树敌，两次坐牢，成为一个有名的“狂人”，“狂”到朋友不理解，同学同事“敬鬼神而远之”。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非个人主义”——李敖称它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做了李敖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事的指南针，那么，胡适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成了李敖苦苦追求、不惜以死献身的社会理想。
中西文化大论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李敖发起了第二场战役，揭露教育和学术界的腐败，火势之猛，锐不可当，同时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喊出了一个“狂叛者”的心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先是文星书店被查封，接着被扯进彭明敏“台独”案，软禁，坐黑牢，十多年大霉运。第二次入狱前，已办好出版《千秋评论》的执照。入狱六个月，这本纯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个人刊物《千秋评论》出版了六册，期期不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狱当天，召开记者会，发表五万字长文，揭发监狱和司法的黑暗。随即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蒋家父子，点名批判。有关蒋经国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骂总统的自由》。有人在报上骂“李敖死了”，当时蒋经国担任“总统”，李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印上“蒋经国死了”，并说这给司法当局出了一个难题，判“有罪”或“无罪”，都不可行。李敖先后有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有的前边查禁，后边再印，今天查禁，明天再印。查禁错了，就状告官府，一块钱的官司也告，不在经济赔偿，而在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文化大论战以后几年，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李敖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而且每一场战役都不手软。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李敖又把“台独”作为主要靶子，从“总统”李登辉到民进党“台独”骨干分子，都不放过。李敖说他是信奉“斗争哲学”的，从斗争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树敌之乐》。
李敖也有跟胡适很不相同的地方。胡适是软性人物，在社会理想上坚持不懈，软磨硬顶，四十年不变，对人态度和蔼，能宽容。1959年，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说他跟美国史学大师布尔先生一样：“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殷海光极力赞同胡适这篇文章提出的宽容精神，说“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民主的基础是宽容和容忍，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却似乎有些霸道，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有时甚至是意气用事，把对手当“穷寇”猛追，不到屁滚尿流，下跪求饶，不肯罢手。这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在这点上，李敖和胡适，泾渭分明。
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
？ 吕明涛
关于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关系，近来研究者已不乏其人，主要是由于《吴宓日记》的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其实早在1947年就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时与文》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47年10月24日）发表了方兰汝的一篇文章，题为《吴雨僧与文学副刊》。也许由于相距时间太近的缘故，方文并没有以史笔来写，而是采用随笔的形式，从冰心的小说到吴宓的旧体诗再到吴宓的婚恋，一路写开去，行文似乎漫无边际，却不乏切中肯綮之言，其中有这样一句：“在廿世纪，吴还做着十八世纪的佳人才子梦，正如在民国二十二年，他还在编文言的副刊，那失败是命定了的。”方文所说的“文言副刊”指的就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当金克木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吴宓时，吴宓精心地把它剪下来，粘存了。这就等于说吴宓默认了方文的评价。
方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吴宓的感情经历和他的报刊编辑经历相提并论。吴宓几乎在接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同时陷入到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中，文学副刊的停刊也宣告了吴宓这段无望感情的终结。这显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在吴宓的一生中，他对爱情的追求和办报刊的执着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根据吴宓的日记，他的好友陈寅恪认为吴宓是个本性浪漫的人，只不过为传统所束缚，一旦传统的盖子揭开，他的浪漫天性便会呈现出来。这也是知者的月旦，可以和方文的评价相互印证。方文所拈出的这两件事正是吴宓浪漫天性最典型的体现。
在人们心目中，吴宓作为一个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是英国文学及翻译学。在吴宓日记没有出版前，人们可能压根都没有想到：吴宓在赴美留学前所选择的专业竟是报业。
到了美国，吴宓发现，美国的报业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与吴宓想象中的秉持公正、引导公众的样子相去甚远。尽管失望，但吴宓并没有放弃对报业的痴情。吴宓对报业的这份执着始终受到周围很多人的反对，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就多次劝说吴宓不要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办报刊上，应当多留一些时间去读书、著述。吴宓尽管认为这些劝告都是体己之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自己办报刊的时间。之所以如此固执，吴宓有自己的道理：“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却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明知《民心》报（吴宓在美国为留美学生团体国防会编辑的机关报——引者注）之无益，然宓特藉此以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宓但自尽心，不问其有效与否。宓之为此，并非为国，只图自身之宽慰分毫耳。”〔1〕吴宓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写日记不排除有给后人看的动机，但他在日记中所表白的都是他真实的心迹，没有其他名人日记中自我雕饰和为名者讳的现象。吴宓所说的“国家危亡荼苦”是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国列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主权的攫取。吴宓终日和留美同学讨论如何尽力挽救国家的败局，他们甚至设想国家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