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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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简单褊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样，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14〕。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也以同样的笔调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有关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15〕。紧接下去她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及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16〕。然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四百年的天朝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的没落是中国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灭亡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数千年强盛的终结，一种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这不只是灾难的开始，科林斯于1912年说：“这出长剧远没有就此结束。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灾难深重，那么她注定还将遭受十倍于此的灾难。”〔17〕
三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已不可能再威胁到西方，八国联军的凯旋在新世纪的早晨将他们从义和团的恶梦中唤醒，但“黄祸”的恐慌即使在青天白日下，也还是无法消除。中国人巨大的数量与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西方人认为那些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冷漠、麻木、顽强凶残甚至诡计多端，就像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黄色怪物，他们才是历劫长存的、真正的“万岁帝国”所在〔18〕。最可怕的是，这些年里，他们竟不声不响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欧洲、北美，住在伦敦或旧金山，与神经脆弱的白人邻室或邻街而居，让麦克白夫妇们经常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帝国已经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国留下的无数的个人，他们正悄悄地、瘟疫一样地流溢世界，蝗虫一样地吃光世界上的粮食，撒旦式地在个人的身上，突然复活帝国的魔影。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种黄祸，西方本土的黄祸。
义和团事件过去了，但黄祸的恐慌在西方并没有消失。那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中国移民，仍不时唤起他们的恶梦。1912年，满清帝国刚刚灭亡，科林斯说中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这一年，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开始创作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傅满洲的形象，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19〕。洛莫尔所说的谋杀事件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
傅满洲所代表的“黄祸”，或者说他所表现的西方关于黄祸的恐慌，已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义和团，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洛莫尔曾想将中国人（Chinese）与“中国佬”（Chinaman）分开，中国人指那些依旧守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佬则指流窜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阴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20〕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怜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也会不时感到惊恐万状。
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国人与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中国形象，可能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劳工，给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样。当然，西方人经常会将唐人街的中国人当作他们想象中中国人的代表〔21〕。这些中国人戴着西式礼帽，脑袋后面还拖着根长辫子，不男不女，他们虽然也穿着上衣长裤，但宽宽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裤，不伦不类。他们说着一种由刺耳的尖叫构成的古怪的语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们把洗衣做饭当作职业，聚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一声不响地从事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的活动；他们没有法律，只有黑社会……伦敦与旧金山的唐人街，留给西方对中国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议而又危险的一群，他们以各种邪恶的手段生存，在那种可怕的忍耐痛苦与屈辱的沉默中，随时都酝酿着阴谋，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出危险。唐人街的中国人，给了洛莫尔表现西方人内心恐惧的形象。洛莫尔说，他有了创作的念头，让“中国佬”当他的恐怖小说的主人公，一定会造成最恐怖的效果。
洛莫尔创作的“傅满洲博士”，成为一个世纪间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秃头，倒竖着长眉，面目阴险狰狞，走路没有声音，举手投足都暗示着阴谋与危险。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一书中，洛莫尔这样描述他：“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土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22〕
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那么，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关于那些中国移民的形象，他们阴险、狡诈、凶残，已经深入西方社会，并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傅满洲也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本土的那些“满大人”。他们同样邪恶但却温文尔雅，不动声色，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具有超人的能力，丧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灭白人〔23〕。
四
西方人的“黄祸”论，不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个亚洲，只不过在二十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满洲为代表的中国人是“黄祸”的祸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日本人才取代中国成为“黄祸”的“祸首”。
洛莫尔在1913到1959年间，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十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傅满洲的主要活动便是施行谋杀与酷刑。他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谋杀方式，诸如利用毒蛇、蝎子、狒狒等动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制的毒药，而所有这些谋杀手法，又都带有明显的所谓的“东方的野蛮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鸦片梦幻中东方也充满着阴毒的蛇蝎、狒狒、鳄鱼一样。后者在《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忏悔》中描述过噩梦般的“亚洲场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以体会到我这方面的经验；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中国的环境中，我一定会发疯……那里人烟稠密，生命如草芥。亚洲庞大的帝国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加上那些东方化的名字与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超过东方其他地区，最东方甚至比东方还东方的地方。我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感到恐怖，仇恨与无情将我们与中国人截然分来，我此时的感受细微而幽深，几乎无法分析。我宁愿住在疯人院，或者跟野兽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国人中强。所有这些，我能够说清楚并有时间说清楚的，读者必须自己体验到，然后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这些东方梦幻和诡奇怪诞的神话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梦中，那种赤道的炎热与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鸟怪兽，蟒蛇巨鳄，蛮花野草，可用的，可观的，赤道地区可以出现的东西，一齐都出现了，出现在中国或印度的背景中……”傅满洲总是在策划各种可怕的谋杀，利用各种难以预料的手段。傅满洲的对手也总是那个名叫丹尼斯·奈兰－斯密（D。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发生的场景，可以从伦敦到加勒比海，从纽约到缅甸、印度，而不管故事发生在哪里，都有一个背景中国，那里似乎是所有罪恶的来源。
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