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信。这在《流囚答赠》一辑似很明显。从这方面看,他似对庙堂意识有了一定的清醒,所以写下了这样诗句:“太息书生无史识,几曾读懂党人碑?”(《次原韵戏报阿度兄·二》)
二、剥离现实纠葛之后精神立场上的统一性
从与现实权力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来看,胡风的心态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胡风对“宗派势力”、“教条主义”、“文侩”的批判,则表现出其精神立场的一贯性。在对宗派势力和文官阶层进行批判时,胡风向来不遗余力。研究者认为,在这些诗作中,“‘现实’的面目已经是昭然若揭,‘文官’的嘴脸也遭到了有力的刻画和无情的讽刺”,“在表达其对‘文官’的厌恶的同时,无疑也对这些‘文官’的‘入仕’方式实际上也即政治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尤其在《除虫菊赞》这组诗中,“胡风以集中的火力进行了自己的‘射击’”,除“对‘文场’以及混迹其中的‘文官’的鞭挞之外,还对后者的‘虚假’、‘平庸’、‘虚无’、‘荒唐’、‘空虚’与‘逢迎’等作了漫画式的有力嘲讽:‘屠场谈画意,赌桌讲文心’、‘过关抄社论,报帐置官书。吃菜能务实,喝汤会务虚’、‘拍马他皆敌,吹牛我即王。牙膏都拌醋,脚水也加糖’、‘未读先称快,将谈已赞成’……这些类似打油的诗句无疑活画出了‘文官’们的灵魂与嘴脸”〔10〕。就胡风对文官阶层面目的刻画来说,这里的概括与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我们的思考需要从这里再深入一层。应该看到,胡风在这里并不是泄私愤,如果将其与他早年的文学评论及通信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其中显示出的他的精神立场的统一性。他的射击,不仅是直接针对宗派势力,而且直接揭示了双方在精神立场上的“真”与“伪”的区别。在最主要的着眼点上,他着重批判的是标志着其对象在精神立场上的“假”、“伪”的“做戏”与“媚态”的一面。如《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中的下面三首:
一
竟挟万言流万里,敢擎孤胆守孤城。
愚忠不怕迎刀笑,臣犯何妨带铐行。
假理既然装有理,真情岂肯学无情?
花临破晓由衷放,月到宵残分外明。
九
不到黄河不畅怀,终知假往始真来。
难堪士路空文苑,莫奈官场大戏台。
夺理有条挥巨棒,装情无泪奠三杯。
韩康药店今何在?屡将招牌倒又开。
十
何堪不假还无信,岂可无私又不公。
装雅文官胡盖印,吃荤和尚乱敲钟。
骄声刽子凶挥手,媚态奴才怕挺胸。
害理何堪伸正气,伤情岂可整歪风。
在这里,胡风将自己的“愚忠”归结为“真情岂肯学无情”的流露,同时直接批判“文官”阶层精神立场上的虚伪与凶残:一方面是“假理”“装有理”,另一方面则是“夺理有条挥巨棒”。不过胡风自己将之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而已,所以才会出现“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不耐辛劳当惯贼,无能思想做文官”的现象。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表现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的惯技,这里他直接用了鲁迅杂文中的典故,“大戏台者”,是在直接讽刺没有精神立场的“做戏的虚无党”。在这一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胡风直接剥去了他们的假面:他们声称“不假”实则“无信”,标榜“无私”却又“不公”,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伤情”“害理”的“装雅文官”、“吃荤和尚”、“骄声刽子”与“媚态奴才”而已,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与精神立场。胡风称自己是在用诗写杂文,就这几首诗来看,确实有鲁迅杂文画取典型、“从麒麟皮下揭出马脚”来的批判风骨。对于胡风来说,在激烈的批判之后他仍然有自己的信念在这里,不过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对现实势力的相信,而是相信“假”终于会受不了时间的考验,而“真”终会到来,不但自己陷身的冤案终会真相大白,而且求真的风骨终会留于天地之间。
这里所说的“真”,既不是指现实主义真理所声称的“真实性”,也不是可以当作大棒“横扫千军”的“客观真理”,这里的“真”指的是主体心灵上的“真”,即他在上文所说过的“意实”与“情真”——即对于自己所宣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还是追随潮流,“惟顺大势而发声”。在这一点上,胡风与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表达的精神立场,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真正的主体性的树立,需与自己的本心经过摩擦,而非凭借外来权威或仅随大势而发声。对于鲁迅的这一精神立场,张新颖吸取木山英雄与伊藤虎丸的意见,对之作了一个集中的阐发〔11〕。他认为,鲁迅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动种性”〔12〕“这一思想的理路和架构中继承了核心的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他早期的论文之一《破恶声论》(一九○八年),就像章太炎一样对引进的、流行的‘恶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而与此相对,则标举出根植于个体之中的‘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置于全篇之首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一句,显明地揭示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本根’。而这民族、国家的‘本根’,实系于个人的‘本根’,所以接下来就说:‘吾未绝大翼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关其内曜。内曜者,破晦暗者也;心声者,离诈伪者也。’”〔13〕在下文,张新颖特别引用伊藤虎丸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句话的阐述,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这种精神立场。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惟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14〕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正人君子”、“做戏的虚无党”,他潜意识中出现的“无物之阵”,也显示出这一思路的延续性。
可以看出,在世纪初写作《破恶声论》时的鲁迅,与在20世纪50—70年代系身牢狱的胡风,面对与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也作出了基本相同的选择,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与知识分子精神立场上的连续性。如果说有一个鲁迅的精神传统的话,这一点应该是鲁迅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另一方面,胡风所面对的文官集团及其主宰下的“文场”,他主要的批判者与敌人,其精神立场与鲁迅所批判的“伪士”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与其“先驱”相比,他们的思路显得更加狭隘,心灵更加萎缩,他们已经没有足够开放的眼光从异域吸取新知,所有的言行惟有依据“经典”教条和政治权威。不必在意他们的言行正确与否,他们仅仅是顺随权威与大势而发声,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发生摩擦。在另一方面,因为和现实权力的结盟,他们在“掩诸色以晦暗”、“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时则显得青出于蓝。实际上,他们的凶残和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和主体性,类似于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做戏的虚无党”,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依据权威、教条“以理杀人”时,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胡风在狱中对“假”、“伪”与“做戏”的不懈批判,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就昭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所谓“厌听装腔假气娇,敢忧雨顺与风调”(《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卅年苦斗遗言怒,再斥文场旧鬼多”(《次原韵寄慰三郎并请正耳兄·二》)、“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怀春室感怀·记往事》(二))、“懒执皮鞭当马弁,愿吹牧笛做羊官”(《怀春室感怀·记韵事》)等等,已经流露出一些信息。在《怀春曲》的《大号音——对口四晨歌》中胡风对自己的冤案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概括:“误会因何起?疑团为啥生?惟人羞拜物,信实怒争真。”这里所说的“怒争真”应该不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且也包括对探求“真理”时精神立场上的“真”的追求。所以,一部《怀春曲》通篇抒写的其实就是“求真”的历程,在一开始的《短笛音》中胡风写道:“爱恨如何辨?友仇怎么分?热、光皆互引,水、火定相争。哭、笑如何发?悲、欢怎么生?悲、欢生色相,哭、笑发声音。理待声音实,情求色相真。”这里的“实”与“真”,一开始就标举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原情度理、喜怒哀乐,都从这里自然生发,而爱恨友仇的分界,也从这里开始。从《怀春曲》中离析出去单独成篇的《勿忘我花赞》,通篇也是在歌颂“意实”与“情真”,并且自己担负起“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的责任。“意实”与“情真”的重要表现就是“惟人须血热”,失却这一点,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者的“空”与“假”,没有固定的精神立场,随物俯仰,忍心害众,以理杀人,对这一点胡风一贯有尖锐的批判,如“教条空吓唬,修正假逢迎;吓唬名欺众,逢迎实害群!”“教条贫血冷,修正黑心瞒;血冷挥明棍,心瞒使暗钳;明神拦道路,暗鬼拆城垣!”(《怀春室辑余·勿忘我花赞》)等等。在胡风狱中诗歌里,将“真”与“伪”对举,崇真斥伪,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悼念丘东平的诗歌中出现的“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对于像丘东平这样的“敢是敢非”的“情真”之士,胡风一贯有真挚的认同。本来,对“诈伪”、“阴险”的批判的另一面,就是对自己的“实”与“真”的坚守与树立。这其实是一种对“赤子之心”的坚守,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用“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表达的对离开诈伪的个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立场的坚守。从这一点看,胡风狱中诗篇里“愚忠”的心态显示出的情感的复杂性又有其精神立场上统一和一致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在深受其苦之后,胡风狱中的“射击”,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和理论之争,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他所揭橥的更是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这是胡风所继承的新文学传统中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狱中的胡风所殉的“道”的根本。这一点历来不为人注意,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胡风攻击的“文侩”、“文官”等是宗派性激化的表现,但实际上胡风对文侩、文场、官员的批判,在其自身来说,确实有精神立场上深刻的分歧。对这一点的忽视,可能导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