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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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了！”憨钦仔故作不在乎的样子，把话题和烟一起吐出来说，“老是打锣没意思。”　
　　但是另有人以怀疑的口吻说：　
　　“不是给那喇叭车抢了你的饭碗？”　
　　憨钦仔觉得这话太不中听，看那个人还在抽着他敬的烟，心里更加不快活。他大声地想压过上句话的锐气，很不以为然地说：　
　　“那种不伦不类的东西算什么？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拣去干罢了。干伊娘！好多人都以为我憨钦仔这个老鸟精的饭碗，竟砸在少年家的手里。”　
　　“其实打锣并不坏嘛！”　
　　“不坏？”他皱着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你没打你不知道，有时一天打下来，喉咙都失声，腿脚酸好几天。这还不打紧，还有拿不到钱的哪！你说可恶不可恶？好？好个屁！好。”　
　　　
　　从这里的描写可见，憨钦仔这些话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真是大言不惭，活脱脱就是一副新阿Q的嘴脸。憨钦仔既狡猾又机灵，善于见风使舵，且熟谙世故，即便是陷于孤立状态时，也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以便伺机而动。这使他既顺利地挤入了罗汉脚的圈子，又保住了面子，可谓绝处逢生。而吸烟屁、偷番薯、盗木瓜、敲棺材、想疯彩、添加公告内容等细节，则活灵活现又滑稽幽默地描绘出了这个小镇失业者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小说结尾时，憨钦仔所敲的那最后三声锣响，写得实在震撼人心，即便是故事已经结束了，但那破碎的锣声仿佛仍在整个小镇的上空盘旋回荡着。这“当当当”的最后三响锣声呜咽着、哀号着、悲泣着、诉说着憨钦仔这个“小人物”的千种辛酸和万般苦辣，象征着他永远堕入罗汉脚行列的命运。小说还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如写罗汉脚们窥探憨钦仔口袋里的黄壳子香烟时是这样的：“他伸长脖子，像咽喉科的医生，看病患者的喉咙那样，两只眼睛直勾到憨钦仔的袋子里。”一个“勾”字，传神地表达出了他们内心强烈的欲望。罗汉脚们边抽着憨钦仔发给他们的香烟边听着他讲到某个雇主请他打锣找丢失的小孩，结果孩子没找到就不付钱的不公平待遇时，臭头立刻为他抱不平：“哪有做媒包生小孩？”这个比喻显得异常贴切，完全符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情况。而憨钦仔抽香烟的模样则是：“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在做最后的吻别那样，当他不能不把它扔掉时，他还捏着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望了一下，实在再也容不下嘴唇了，他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舒畅死了。恨不得一下子就腾上烟雾飞到南门。”这个吸烟屁的细节，使一个贫穷的罗汉脚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憨钦仔这种个性化的行为举止可谓蕴含着传统农民性格的复杂内涵，富有特别的文化韵味，或者说憨钦仔的每一个动作都与他罗汉脚的身份相符合，也都同他的主导意识相吻合，实在是典型的“这一个”。小说的语言确实极为到位、生动、形象、凝练，有着巨大的容量。此外，作者还很善于在矛盾中塑造人物，通过种种艺术描写，把人物置身于逆境之中，集中表现人物因出身遭遇和性格迥异而带来的不同态度，在揭示打锣与憨钦仔的命运关系的同时，还以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予以了表现。憨钦仔失业后常常回忆起往日的辉煌，其实他并非贪恋于过去的职业，而是极力想寻回失去的尊严，从而重新确定自己的生存位置，但他所有的努力全都归于失败，这显然是一种追求的失落。因为就憨钦仔而言，打锣不但是他在小镇上换取维生物资的工具，而且维系了他在小镇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是他取得小镇社会中人们认可的资格，以及维护个人尊严的基本条件，更是形成他特定感情、意识和意志的主要物质力量。简言之，打锣就是憨钦仔这个人物命运的全部。小说确实做到了写实与真实的高度统一，不仅深刻反映出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具体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中人的社会经济本质，而且充分揭示了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同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小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还有一处，那就是它的乡风民俗描写中渗透着揭示国民性的题旨。茅盾曾于《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导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见1936年2月1日《文学》（第6卷）之第2期。显然，鲜明地描绘乡风民俗一直就是古今中外乡土文学表现的重镇，但将揭露国民精神病态和乡风民俗的描绘融为一体，则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大传统。小说使人清楚地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承续。特别是憨钦仔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使我们在隔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又见到了鲁迅小说艺术的再现。而黄春明的乡土文学创作，其故事背景与小说人物大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罗东小镇，而小说中的国民性探讨也具有宜兰、罗东地方的特色。小说中的憨钦仔形象决不是某种国民性概念的符号，而是以其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面形象并非完人，负面形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因此被人称之为“台湾的阿Q”的憨钦仔虽是弱者，却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竭力和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罗汉脚们拉开距离，一再声明，“目前我还没找到适当的工作，想暂时和大家一起生活，一旦我找到工作，我马上就要离开”；他“不习惯公然地和他们一起抛头露面”，“独处一个人东走西走地”，“自个儿跑到对面”去。显然，这是一个带有相当文化厚度的人物，人们从他身上依稀可寻得阿Q的影子。换言之，憨钦仔明明已被抛入生活最底层，却要扮出比别人高出一等的样子来；衣食无着还要依靠昔日打锣的回忆来维持脸面的光荣。憨钦仔虽比罗汉脚们多了些自尊，却不见得比他们多什么人性光彩，只不过多了些阿Q式的狡猾和“精神胜利法”，连罗汉脚们也看出他死要面子。他确实有善良的一面，至多也只能表明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是一个坏人”。虽说憨钦仔性格中有些方面极具阿Q味，但又与阿Q有着本质不同，憨钦仔不能像阿Q那样轻易获得“精神胜利”，他常陷入精神的痛苦折磨中而难以自拔。同样是自尊自大，憨钦仔的“我说过了，是暂时的”。显得是那么强颜欢笑；同是忍辱受屈，憨钦仔一头扑倒在床上，泪流满面，其心灵中明亮的一面与灰暗的一面斑驳交错，叫人爱也不能，恨又不忍。除了环境的作用之外，憨钦仔跟罗汉脚们一样潦倒，欺瞒、诈骗、偷窃和耍无赖的事儿都干过。一方面他看不起罗汉脚们，吹嘘自己打锣时的“阔气”；另一方面又怕罗汉脚们不接纳自己“混白饭”吃，于是厚脸皮、套近乎、出主意，以及卖力气等种种手段全都用上了，就是为了有机会让罗汉脚们对自己刮目相看，从而在茄冬树下取得一席之地。他的不幸虽然与工商社会的异己力量有关，但其自身性格的缺陷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旦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在个人是发展为骄傲，排斥着他人，形成群体和个人关系的失和，表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种过于注重面子的传统。小说的前半部分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憨钦仔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病态。在展示罗汉脚们生活的困窘时，也以或明或暗的针砭之笔暴露了他们精神的猥琐和人性的灰暗。小说中的罗汉脚——臭头、大呆、狗子们，相貌跟名字一样丑陋，既愚昧又狭隘，把自己的生寄托在别人的死上，互骂、对打、欺负弱小是他们通常的娱乐，连憨钦仔都说他们是“一群猪”。其中有一场狗子和火生打架的描写，这场罗汉脚之间的斗殴，让人联想到阿Q和小D之间的那场“龙虎斗”。除了憨钦仔想要劝架并因此受伤外，其他人都将它当作一场游戏来看，并不当回事；当憨钦仔被债主仁寿抓住羞辱时，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以嘲弄与讥笑憨钦仔的狼狈相为乐事，以致憨钦仔后来在噩梦中一再出现的是那“拂也拂不去”的令他整个脊梁都抽缩起来的一对又一对的“冷冷的眼神”。这种麻木、冷漠的“看客”形象，鲁迅曾大量刻画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民众如“一盘散沙”，他们之间并无相濡以沫与互助互爱的意识。在阿Q时代如此，到了憨钦仔时代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参阅了朱双一《黄春明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群体中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往往形成集体性的暴力结构，藉由牺牲他人以排除异己。小说中憨钦仔和罗汉脚之间逐渐加深的矛盾与冲突的问题也属于这种情况。对于憨钦仔来说，失业这一重大事件直接导致了社会视他为敝屣的悲惨命运，这个卑微的小人物由此做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阿Q式举动，被迫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上，却选不准正确的方向，只能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来维持已丧失的自尊。他既不能一步步迈向新生活，又无法泯灭人性彻底堕落，那么就只好将自己的一颗心反复揉搓与煎熬。而憨钦仔所显示出的这种矛盾性格，“虽然不完全是正常人的自尊，而是被生活扭歪了的‘小人物’人性的光芒”封祖盛：《台湾小说流派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正因为小说如此塑造人物，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作者对国民性探索和表现的成果就以一个个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人物站立在人们面前。小说努力透过描写乡土社会底层人物憨钦仔的命运，不仅呈现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改变的现状，触及了人的命运和人的感情意识变化中蕴涵的经济本质问题，将反映社会真相与揭露人性本质这两者高度统一于其高度的写实性中；而且既能从乡风民俗的描绘中透视国民性中的痼疾，又可从国民性的探讨中发掘乡风民俗中积淀的文化沉渣。显然，小说中的乡风民俗描写不仅成为了小说的一种底色和氛围，而且还成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因为通过民俗风习的描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乡土色彩，突出了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还能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如小说开头就描写了罗汉脚们在茄冬树下百无聊赖地等活干的姿态，这不仅成为小镇的一幅风俗画，也提供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因为形成乡风民俗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而非个人，由此揭示的精神病态，也就不局限于某个个体，而是具有更广大的普遍性，值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和反省。换言之，这篇小说中的国民性探讨具有台湾特色，特别是具有宜兰、罗东地方的特色，宜兰、罗东地区的风土人情随着人物的出场扑面而来。由于乡土人物背负着历史包袱，顽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