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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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等他们搬过去，这里马上又要盖大厦了”。当阿发因伤痛而对洋人发牢骚时，这个外事警察竟然吓得不敢翻译真话，惟恐开罪了洋人。当他看到美军上校格雷送给江阿发两万元救济金时，在旁边竟忍不住羡慕起阿发来了：“这次你运气好，被美国车撞倒了，要是被别的车撞倒了，现在还躺在路旁，用草席盖着哪。”真可谓是又羡又妒，真恨不得换成是自己躺在医院里，完全是一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样子，活脱脱地显出一副“媚外”的洋奴嘴脸。除他之外，甚至连来医院看望阿发的同事们，居然也对阿发这次的因祸得“福”事件表示了极大的羡慕，同事们竟一见面就向他打趣：“阿发，你这辈子躺着吃躺着拉就行了……谁能比得上？”他们似乎不是来探访病人，而是来看望一个突然发了横财的朋友，来恭贺他交了好运。其自私自利、市侩无赖的卑劣心理暴露无遗。而工友火土的话更是耐人寻味：“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哪有你们福气？”这群前来探病的工友还以为阿发是故意找美国人的车去撞的，认为阿发虽然是躺着吃躺着拉，这总比做牛做马来的好。阿发的工友，以及工头的丑态真是让人作呕，他们对阿发的羡慕，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羡慕”，贫穷居然带给人如此的悲屈，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也并非全是一味的批判，事实上小说的意蕴是相当丰富的，在批判之中，也有肯定和赞颂。因为黄春明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他创作中始终坚持着“为人生”的观念。因此对于阿发及其家人，作者所写的时候是抱着很大同情的，也着力描绘了阿发一家人那种相濡以沫的珍贵亲情。当阿发手术的麻醉药退效之后，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这一下子死了。”但紧接着就是问：“小孩呢？”他最关心在意的是自己的五个子女。这是金钱至上的物化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希罕的美好感情。在阿发的五个小孩中，阿珠的形象最为突出。当阿珠面对爸爸被车撞了这个晴天霹雳时，为了减轻失掉双腿的父亲的精神痛苦与家庭的经济压力，她竟然对妈妈老早想把她卖给别人做养女的事不再害怕，愈是接近事实的刹那，她反而显现出为家人坚忍生存下去的斗志来。小说中写道：“但是，这一次阿珠一点都不害怕。她一味地想着当养女以后，要做一个很乖很听话的养女，什么苦难都要忍受。这样养家就不会虐待她，甚至于会答应她回家来看看弟弟妹妹。那时她可能会有一点钱给弟弟买一枝枪，给妹妹买球和小娃娃。”在迷蒙的雨雾中，阿珠去接正在学校上课的两个弟弟阿吉和阿松，一路上她边走边想，这一次妈妈真的一定会把她卖做养女，虽然依旧感到难过和辛酸，但她却迅速擦掉泪水，向因缴不起学费被罚站而不想上学的弟弟阿吉说：等我去做人家养女，我会给你钱的。虽然最后她并没有被卖给人当养女，但小说却由此凸显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
毋庸讳言，穷得连苹果都没有尝过的阿发及其家人，诚然是叫人万分同情，乃至悲悯的；不过，当他们全家沉浸在洋人所“赠予”的食品的滋味中时，却浑然忘却了已然失去的双腿，也失去了可以自主与自立的谋生资本。显然，当时普通的台湾民众还不能意识到新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对人们思想渗入的极大危害性。小说由此精心设计了一个阿发全家“吃苹果”的情节，将故事的批判主旨推向尖端。当答应了阿发家提出的要求的美军上校格雷和羡慕阿发一家因祸得“福”的同事们相继离开之后，阿发全家在欢洽的气氛中吃起了洋人格雷送来的苹果，小说这样写道：
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咬苹果的清脆声，带着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咬到苹果的人，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话，说一只苹果可买四斤米，突然味道又变好了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时候，就变得起劲而又大口的嚼起来，噗喳噗喳的声音马上充塞上整个病房。原来不想吃的阿发，也禁不起诱惑说：“阿珠，也给我一个。”
从这个“吃苹果”的场面中可以看出小说的结尾处理方式颇具匠心，的确给人一种言虽尽而意无穷的启示。从未吃过苹果的阿发全家嚼着美国苹果，但却对苹果的滋味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失望：“一时也说不出来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这真是神来妙笔，使题旨毕现。苹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甜蜜，实则恰好相反，竟是一腔难以下咽的“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可是，问题在于感觉苹果甜蜜的人正是当事者阿发自己。对陶醉中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撞断双腿的阿发及其家人来说，苹果之所以显得美味，并非缘于苹果本身的果肉和汁液，而是因为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苹果”这一特殊的意义；换言之，对阿发及其家人来说，他们嘴里嚼着的甘甜汁液，与其说是来自苹果的果肉，倒不如说是来自于那种和洋人沾上边的喜悦。小说用象征、隐喻手法，把外援表面的诱惑力和其实质的虚伪性形象地呈现出来了，这就宛如苹果表面的甜美与内瓤的酸涩、虚泡一般，暗示出台湾靠美援支撑起来的经济繁荣潜存的危机。面对这种丧失正常辨别能力、陷入麻木不仁精神状态的江阿发及其家人，人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的当然绝非什么“甜美”，而是难言的“酸涩”，而小说的反思意味也就由这种尖刻而含蓄的讽刺中油然而生了。假若台湾社会始终依靠新殖民主义者的“恩赐”与“施舍”度日的畸形现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果委实是堪虑的。若换个角度来思考，即便有了美国人给的“赡养费”，江阿发一家的未来是否就真的那么幸福无虞了？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出略带嘲讽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悲喜剧里面，既有对阿发不能自立自强的遗憾，更有对当时台湾社会一味依赖西方的感慨，作者确实是既“哀其不幸”，又“痛其不争”。的确，“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讽刺作品，虽然只描写反面现象，但仍然包含着作为生活的必然趋向的理想，这种趋向正确地阐明了作品中所有的形象”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09页。。当然，就客观因素来看，在台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外资势不可免。一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国家，相对于转型期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东方乡土社会来说，其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居于主导的地位。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文化，以及跨国企业，很自然地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拓新的市场，此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取代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客观态势早已是势不可挡地形成了。另一方面，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仅仅靠自身的内部努力已远远不够，极需西方国家强大资金的外力支持。就是这样的国际经贸局势，给台湾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美援”、“日资”就成了水到渠成、两厢情愿的一桩好事。而随着外资和西方现代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相应的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行为观念也如开闸之水一般滚滚涌入台湾社会，特别是美国、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观念更是日益影响，并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崇洋媚外的风气弥漫一时，引发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到了70年代，随着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与文化的进一步输入，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弊端亦越来越明显。洋人的飞扬跋扈同某些国人的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民族的自立与自主的精神逐渐沉沦消失了，而且出现了一味仰赖外国的恶习。这篇小说及时、敏锐地反映了这些新的生活波澜，揭示了台湾社会潜伏的崇洋媚外危机，而这正是以江阿发夫妻这种乡土人物形象为依托的。
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阿发之所以乐于当奴隶乃是生活所迫，使他别无选择，因为阿发全家长久以来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全家甚至从来没有尝过苹果的滋味，而美国人的“恩惠”确实使他们全家不但吃到了从未吃过的苹果，答应补偿给他们的金钱与物质也确实带给了阿发全家一份欣喜，而且也令其贫穷的命运大大改观。事实上，美援也好，外资也罢，对社会底层的贫穷民众来说，都不及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重要。阿发一家人吃着美国人送的苹果，虽然“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但却是他们平时再怎么辛苦工作也无法享受到的滋味。如果一个家庭的幸福需要靠牺牲一家之主丧失自主谋生的能力才能获得，那么这样的社会如何能不让人患上精神上的“软骨病”呢？因此故事结尾并没有苛责阿发全家人对美国人格雷的感恩之心。然而阿发全家品尝的美味食品是用丈夫和父亲的双腿换来的，所以尝起来难免会有“酸酸涩涩的”、“泡泡的”和“假假的”感觉，“苹果”的这种奇怪的“滋味”无形中也暗寓江阿发和送苹果的人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苦涩而沉重了，隐藏在“苹果”背后的是江阿发从此成为残废，必须一辈子躺在床上无法站立，这真可谓是令人难过与愤怒的肉体的重创和精神的迷失。面对以美、日为代表的经济新殖民主义的大举入侵，台湾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换来经济成长与繁荣的同时，也引进了民族的屈辱，滋生了一部分国民依赖外来势力的奴性，因此尽管阿发一家是令人同情的被损害者，但小说的同情里面则包含着一种揶揄，还是让他们在美国医院中处处出洋相，严厉嘲讽了他们对损害者感激涕零的奴化心态，直截了当地将他们刻画成为可怜又可鄙的丑角，从而透露了这一喜剧场景背后所隐藏的深深的民族悲哀。简言之，阿发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征独立行动和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去换取暂时的“幸福”和家人生活的保障时，面对给他带来严重灾难的美军不仅感激涕零，甚至连协助处理灾祸的外事警察和来探病的工友也对此极端羡慕，他们均不以为祸反倒认为有“福”。这种心理状态典型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以来台美之间的畸形关系。事实上，阿发全家的暂时满足和台湾社会表面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只能以尝得“苹果的滋味”来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一出令人倍感痛心的国民精神沉沦、道德堕落的民族悲剧。
从艺术方面来看，《苹果的滋味》是一篇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主人公阿发是被作为台湾社会的某种象征来塑造的。小说透过这一带有典型色彩的形象，不仅对台湾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还深刻地“检讨”了台美之间关系的实质。小说以一种嘲讽的喜剧手法来处理江阿发的悲剧事件，但在这个表面悲剧所呈露出来的喜剧色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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