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笔碧ㄍ迳缁岬那榭觯涫怠昂椭行墓时局饕逶诜⒄顾缴稀⒐乖焐先杂芯薮舐洳睿诎胖疃喔丛拥奈侍馑斐傻暮蠼浴保掠痴妫骸短ㄍ逑值贝囊账汲敝荼洹罚段囊绽砺塾肱馈�1993年第3期。只能“规定为‘半资本主义’”同①。。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即经济新殖民主义。台湾对美国的这种物质的、经济方面的依附化，也带来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的扈从化，“而美日对台湾新殖民主义支配，因而成为现实”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这与旧殖民地时代几乎无异。这一切都使台湾民众开始认识到台湾经济的殖民弊病和帝国主义“经济援助”的侵略、掠夺本质。而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亦使欧风美雨滚滚而来，使崇洋媚外之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甚至是各个角落，台湾一时间出现了“民族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倒错，社会问题迭出”的情况，促使人们开始在反观台湾“全盘西化”之风中彻底觉醒，对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进行了尖锐批判。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段时间的台湾社会，由于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与国内经济极不平衡的发展，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与反抗殖民经济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要爱国家、爱民族、要关心社会大众的生活问题”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1977年4月1日《仙人掌》第2期。。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民族复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也产生了新的社会思潮，他们站在民族与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呼吁，要求批判“全盘西化”，要求回归民族、乡土，以及社会现实的思潮风起云涌。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反思台湾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重新殖民”的现象，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深刻检讨“台美关系”与“台日关系”，揭露与鞭挞了国人的“崇洋媚外”。换言之，正是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依赖外国，美军和美军顾问团驻扎在台湾，美国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源源不断，美资与日资在台湾开设的工厂林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外国人在台湾享有各种特权，不仅招徕美国兵和日本商人的酒吧、舞厅充斥于市，而且“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亦愈演愈烈。加上这时期的台湾社会，“因现代文明冲击所导致的农村经济的动荡已逐渐平息，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这时的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并且开始寻求民族文化传统之根。于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含有民族主义的抗议和控诉”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黄春明由于同《文学季刊》的主要成员过从甚密，而《文学季刊》这个文学群体的成员在70年代以后，始终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积极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西方的文化、经济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侵略与压迫，这些思想都对黄春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正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大步前行的黄春明，虽然还没将他所熟悉的家乡“小人物”的故事一一说尽，然而却毅然开始以一连串笔锋尖锐的作品来迎接70年代的到来。他小说的背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题材开始涉及到民族传统和民族自尊的重大课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齐益寿曾就此指出这一阶段的黄春明创作已经发生了弃“土”就“洋”的转变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并且称“从‘锣’以后，黄春明就不肯再一味的‘土’下去，而写起‘洋’来了”同②。。而黄春明自己也幽默地承认了自己的“洋”，他说：“我这一只羊是淋湿了的羊，带三点水的‘洋’了。”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47页。他的笔触转向关怀城市“小人物”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迅速将焦点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黄春明这一时期作品的主题，涉及的几乎全是反对外来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的内容，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批判了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表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不但让人们感受到黄春明创作上新的改变与发展，也让人们重新了解了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就如黄春明自己所说的那样：“自从我看清自己的过去，认识了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我的心灵才有一点成长，也始会多思想。无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转变，写的东西不再考虑文学通的趣味。于是从《鱼》一变《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这类作品了。”同①，第59页。这一时期的黄春明，先后创作了《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和《我爱玛莉》等小说。在这些作品里，《甘庚伯的黄昏》通过甘庚伯独子阿兴的发疯，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遗祸直到战后二十五年仍然在延续，发出了“谁之罪？”的强烈控诉；《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通过美丽少女小琪的帽子被摘掉之后，所显露出的真相与“优质”日本快锅的突然爆炸，揭露了新殖民主义经济援助表象之下的丑陋本质与恐怖真相；至于《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则写因患隐疾而成为村人笑柄，却也重新回归平淡的庄稼人黄顶乐。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其余四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色彩，批判的对象都直指外国人的趾高气昂，和某些国人的奴颜婢膝与挟洋自重。同小说内容变化相适应的是，黄春明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讽刺手法写成的。这种讽刺不仅是一种手法，而且是一种实质。它的基本内涵是对社会腐败与不公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以高度夸张与近乎漫画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痛快淋漓、犀利鲜明的小说风格。《苹果的滋味》就是一篇带有讽喻意味的小说。故事的肇因乃是—起美军上校撞伤台湾城市贫民的车祸，小说由此勾勒出台湾与美国之间极度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台湾竟还以“感恩”的心情，满足于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可笑又可悲的事实。通过那“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的“苹果的滋味”，来象征并“没有想象那么甜美”的美援，揭露殖民经济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反映城市贫民所处的生存困境。《莎哟娜拉？再见》是一篇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小说，通过揭露来台买春的日本新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检讨了“台日关系”。《小寡妇》是“越战”之际美军来台休闲娱乐的一段历史记录，叙述了一个发生在高度企业化管理的专门接待越战来台度假的美国大兵在色情酒吧中的故事。通过一群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来自乡土的酒吧女和莫名其妙被送到越南杀戮战场上看不到明天的美国大兵的遭遇，揭露了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与肮脏，批判了台湾新兴资本家与买办知识分子出卖民族良知的丑陋灵魂。《我爱玛莉》则通过对洋行买办大卫？陈的“爱狗”胜于爱妻子的冷嘲热讽，批判了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这些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特殊“面貌”的人物形象，充分显示了70年代的黄春明对台湾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思考。很显然，“这是由于‘保钓运动’等激起普遍的民族情绪的高涨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对黄春明激荡的结果；也是文学中反对西化思潮感染了黄春明的灵魂所致”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这些作品发表后，在台湾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把台湾同胞胸中的那股闷气像火山爆发般地“喷”了出来，激起了台湾同胞高昂的民族意识。这恰如齐益寿所言：“我以为黄春明是在进入社会讽刺阶段后，他的作品才开始波澜壮阔、地动山摇起来，思路越来越清晰，视野愈来愈开阔，看法愈来愈深刻精到，其作品涵盖之广，气魄之大，是罕见的。”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这里，我们不得不稍微论及一下那场发生在1977年至1978年间的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可以说是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论争。这场论战不仅将国民党主政台湾后，知识分子积蓄了近二十年的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郁闷完全爆发出来了，彻底终止了50年代以来充斥于台湾文坛的“反共文学”，而且在“乡愁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之外，为台湾文学界，乃至于整个艺术界、文化界，以及思想界都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现实主义路线，使台湾文学重新回归到了五四以来“为人生”的轨道上来。这一时期，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著文参与这场论战，但他此前创作的那些作品，却扎扎实实、明明白白地显示了“乡土文学”的实绩，对于这一场“乡土文学论战”来说，确实起到了启蒙性的历史作用。
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尘埃落定，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台湾内部的变革，都促使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从经济层面来看，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变化亦非常显著，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台湾几乎已成了“都市岛”；与此相应的是，大众消费潮流的汹涌和都市文化意识的高涨，更由于大众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进入了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阶段。这也使文学创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社会富裕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具体来看，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表面情绪化的对立逐渐淡去，台湾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复结构；“乡土文学”的概念在拓展为关怀本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现实关注的视野和社会参与意识，并把批判的锋芒由文化、经济延伸向环境、老人、资讯等新领域。而黄春明在这一时期，则将精力主要放在从事电影剧本的改编，以及散文和儿童文学的创作方面，他先后把《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两个油漆匠》、《我爱玛莉》和《莎哟娜拉？再见》等中短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80年代末期，黄春明还出版了一部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所收录的作品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这是黄春明出版的惟一一部散文集，也是他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另一项收获。如果说黄春明的文学世界是一轴色彩缤纷的画卷，那么他的散文也以其率性见真、爱憎分明、明快坦荡的个性占据了这轴画卷的绚丽一隅。换言之，散文创作对于黄春�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