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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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岳峰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他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所以中国人感性上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
虽经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感性却依然葆有敏锐的天赋直觉。理性及其善恶观是人造的，但感性及其直觉是上帝造的，人中最强有力者也莫奈它何，所以中国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乃至美丑直觉能够比理性善恶观更有效地抗拒改造。正是有效地抗拒了外力改造的感性直觉，为中国人的人性复苏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埋下了契机。许多中国人被践踏的理性得以恢复，被颠倒的价值观得以重新颠倒过来，正是从观看外国电影并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及其中国化身邱岳峰开始的。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正是从美学开始的。1980年代初，一部《美的历程》风靡全国，掀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页。
三、美学理由的社会学缺损：对英雄的审美冷感
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是积极的，却有一项致命不足，即中国观众的美学趣味是不健全的，有一个集体性的审美盲区：对英雄的崇高和壮美的审美冷感。
单论中国电影，中国观众会因为有趣而喜欢坏蛋，也会因为美而喜欢英雄。一旦与外国电影比较，中国观众必然会抛弃中国坏蛋和中国英雄，迷上更美更有趣的外国坏蛋，但为什么中国观众却对最美最有趣的外国英雄视而不见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像所有民族一样喜欢英雄，其感性审美观一向很健全（尽管理性价值观从未健全过），但在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由于生活和电影中充斥着假英雄，而少见真英雄，因此中国观众原本健全的审美观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偏执：认同和喜欢坏蛋，怀疑甚至反感英雄——不管英雄是真是假，是美是丑。
中国观众不认同不喜欢外国英雄，首先是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必然逻辑延伸，同时又是反感和厌恶中国假英雄的必然逻辑延伸。既然中国观众与外国坏蛋产生了高度的角色认同和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么外国英雄战胜外国坏蛋就是中国观众不愿看到的结局，他们不愿看到在想象的天地中，作为自己之想象性替身的外国坏蛋同样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外国坏蛋被“无罪释放”或“胜利大逃亡”，外国导演为了不落俗套或为了拍续片而故意留下“战斗正未有穷期”的情节悬念和商业噱头，常常郢书燕说地成了中国观众的莫大快慰——他们把外国真坏蛋的有罪而被“无罪释放”，转译为中国假坏蛋的莫须有冤案的平反。不过即使外国真坏蛋最终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中国观众也不后悔自己对外国真坏蛋的角色认同，而能够坦然接受这种有尊严的失败，他们愿意自己“过把瘾就死”，像个失败的英雄——虽然英雄与坏蛋的性质模糊了，身份互换了，价值混乱了，善恶颠倒了，但中国观众不是浑然不觉，就是不以为意。
“过把瘾就死”出自八十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痞子作家王朔，我认为这句经典的坏蛋式名言正是王朔当年观看外国电影时痴迷外国坏蛋的内心独白。这句滞后总结的个人独白，同样适用于回溯性地概括当年中国观众痴迷外国坏蛋却反感外国英雄的自我合理化，所以这句坏蛋式名言一经发表，立刻赢得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极大精神共鸣，而且至今常被正面引用，成了王朔留给时代的最大遗产。与此相似的另一句坏蛋式名言“躲避崇高”，出自新时期首席代表作家、曾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之口。这两句坏蛋式名言不仅能充分说明当年中国观众的集体性价值混乱，还进一步说明在集体性价值混乱之后必然出现的集体性价值真空，这正是集体性精神创伤必然留下的集体性精神后遗症。但由于“躲避崇高”与正面价值的冲突更直接更明显，远不如“过把瘾就死”与正面价值的冲突那样间接而隐晦，因而在传播学上较为失败，缺乏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中国痞子，无一不是刻意装坏的假坏蛋，而刻意装坏的惟一目的，就是刻意嘲讽假英雄。当代文学中刻意装坏的假坏蛋，当然以痞子作家王朔为代表；当代影视中痞气十足的假坏蛋，则以葛优、赵本山等“丑星”为代表。痞子作家和影视“丑星”虽然暂时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一些廉价笑声，与之认同不仅不痛苦，还有一种病态的痛快感，但依然缺乏真正的审美愉悦。以陈丹青和严锋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痞子既不颓废更不优雅，与被丑化的中国坏蛋一样，依然毫无美学光彩。中国痞子与外国坏蛋的根本区别是：外国坏蛋虽然是真坏蛋，但是极有尊严，非常高贵，中国痞子虽然是假坏蛋，却完全没有尊严，更与高贵无缘〔9〕。反感、厌恶和嘲笑假英雄，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中蔚然成风。痞风劲吹之下，并非痞子作家的王小波也痞气十足，虽然王小波喜欢崇高壮美也喜欢外国英雄，但他更厌恶假崇高、假正经的中国假英雄，为了抨击假崇高和假正经，他刻意装出了一种毫无正经的做派。王小波这个假痞子与真痞子的区别是，中国痞子是外国坏蛋在中国生活中的拙劣仿制品，而王小波的痞气只是厌恶中国式假英雄后的自觉反拨和矫枉过正——这从反面证明了精神后遗症的无所不在。真痞子对自己没有尊严和毫不高贵并不在意，但王小波极有尊严也非常高贵，声讨极“左”年代对人固有的高贵与尊严的严酷剥夺，正是其全部作品的根本主题——正因为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更关注这一主题，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虽然中国观众厌恶中国假英雄必然会殃及外国英雄，但外国英雄毕竟不是中国假英雄，外国英雄毕竟没有容易引起厌恶的品质，所以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的更深刻态度既非反感，更不是厌恶，而是怀疑其真实性。之所以怀疑外国英雄的真实性，是因为信息被高度屏蔽和过滤，导致中国观众不仅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完全无知，而且只有“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错误印象。
中国电影中的假英雄，在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比比皆是，不仅充斥于报纸媒体，而且每个单位都有。大部分中国观众在实际生活中被权力意志垂青、成为假英雄的概率固然很小，但身边到处有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的英雄事迹模范事迹先进事迹是如何炮制出来的，所以中国观众对假英雄既痛恨又妒忌，感情非常复杂——但感情复杂依然是感情。由于做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有种种现实利益，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极其渴望这种机会降临，只不过很难如愿，这一颇为无奈的现实处境倒有利于他们保留基本正义感——一旦有机会成为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其正义感必然大为丧失。没机会做假英雄的普通人的自我安慰是：“宁做假坏蛋，不做假英雄。”——这是中国古训“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现代版。实际上这些人既不是巨奸大恶的假英雄伪君子，也不是坏蛋和小人，而是被剥夺了尊严和高贵的中国好人、中国顺民，充其量是略有一点小奸小坏的普通人或刻意装坏的痞子。
中国观众只是不相信中国英雄的“英雄”实质，却丝毫不怀疑这些假英雄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但中国观众不仅怀疑外国英雄的“英雄”实质，而且怀疑外国英雄在外国社会中的实际存在。由于丰富饱满、智勇双全的外国英雄形象比空洞虚假、有胆无脑的中国英雄形象离中国观众的实际生活更远，他们甚至认定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假，因为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完美，显得更高大全，不够完美的中国英雄尚且是假的，更完美的外国英雄当然更假。如果外国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英雄存在，那会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世界啊！所以中国观众不仅难以相信西方社会真有银幕上那种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甚至不相信这种英雄的存在可能性。一个人，既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上级命令他必须这么干，更没有人用枪逼着他干，仅仅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这在中国语境中长期遭到批判），他为什么要如此犯傻地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中国观众无法理解那些外国英雄的行为动机，只能对超越利益动机的英雄行为存疑。
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宗教虔信，对“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主持正义、赏善罚恶、清算一切的上帝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不怀疑外国英雄的动机，也会怀疑外国电影乃至外国社会中英雄最终战胜坏蛋的结局，认定外国英雄的胜利结局是外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虚构，认定这是对历史缺乏深刻认识的浅薄美国人编造出来的“好莱坞神话”。
无论是不自觉的反感还是自觉的怀疑，总之，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既不能痛恨或热爱，也谈不上妒忌或羡慕，只是感情缺位，感觉全无，既无法角色认同，也缺乏精神共鸣，更没有审美快感，只当其不存在。因此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身上所体现的最高的美产生了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这种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最终使中国观众对无论真假的一切崇高和壮美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麻木和审美冷感。
四、哲学的根本理由：循序渐进的理性目标
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心理学理由是纯然消极的，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属于积极理由，但却包含着致命的审美缺损和可悲的善恶颠倒，因此上文只是初步解释了绝大多数中国观众为何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却没有解释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比如画家陈丹青和作家严锋）为何也对外国坏蛋一往情深。只有找到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喜欢外国坏蛋的根本理由，才能真正解答“邱岳峰之谜”并彻底解构“邱岳峰神话”。
谁也没有理由完全灰色地认定，精神健全者在中国社会中不存在。这些精神健全者既不会受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支配，也不会因片面的美学理由而颠倒价值观，更不会因审美缺损而对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产生审美冷感，信息屏蔽和过滤也不影响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基本了解，他们对英雄在西方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没有丝毫的怀疑，那么为何他们依然如此痴迷地喜欢外国坏蛋以及为之配音的邱岳峰？
中国社会的精神健全者固然理性上更认同外国英雄，但感性上却更喜欢外国坏蛋，其根本理由是：在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