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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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锋说：“什么时候译制片开始离我们远去？什么时候老牌配音演员一个个地凋零？毫无疑问中国的配音事业正在以加速度走下坡路。……一方面是配音演员一代不如一代，连硕果仅存的老演员的质量也今不如昔。一方面是观众对配音越来越不在乎：管它呢，看懂了不就行了吗？”陈丹青说：“他的才华即是颓废，一如颓废乃稀有的才华，我们的文艺此后再没遇到过秉赋了颓废的天才，邱岳峰的气质因之寥若晨星。”许多影迷或邱岳峰迷像严、陈二位一样惋惜译制片的配音质量大不如前，其实这符合翘翘板原理：译制片达到顶峰之时，正是国产片跌入谷底之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消极自由大大增加了，配音演员与电影观众的压抑和痛苦远不如前了，中国生活逐渐精彩起来了，国产片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了。因此译制片质量的退步，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配音界也没有任何神话。
邱岳峰既不是以积极自由捍卫消极自由的英雄，也不是以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的坏蛋。他对自由的理解，连外国坏蛋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正如许多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对自由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外国坏蛋的水平，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当代中国电影中少有真坏蛋，也少有真英雄，而是充斥着乏味的假英雄和被丑化的假坏蛋。
邓小平之所以被众多国民乃至西方世界视为新中国的国家英雄，就因为他比其前任远为尊重国民的消极自由。
我认为，对邱岳峰的真正纪念，就是永远不要牺牲自己的任何消极自由，更不要让自己成为任何观念的牺牲品，因为人仅有一生，没有人牺牲得起。
我想借用北岛名诗《宣告》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愿意做一个人。”这句貌不惊人的大实话曾经在1980年代产生过后人难以想象的巨大震撼力，因为它摆脱了“英雄”与“坏蛋”对自由人的双重束缚，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破题。
注释：
〔1〕陈丹青：《邱岳峰》，《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qiuyuefengor/）纪念文选。
〔2〕严锋：《好音》，《万象》杂志2001年第6期。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3〕“邱岳峰纪念馆”网站的首页，赫然是北岛的名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末句可视为对以声音传世的邱岳峰的最佳注脚。
〔4〕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5〕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他到底为什么要死，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虽然苏秀认为邱岳峰的自杀是个谜，与我说的邱岳峰神话之谜似乎不同，但其实是同一个谜。
〔6〕见《书屋》1998年第6期。收入拙著《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
〔7〕路易·德·菲耐斯，法国反派喜剧大师，曾主演《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等喜剧片，被公认为仅次于卓别林的有史以来第二号电影喜剧大师。
〔8〕请原谅我的大段引用。这是陈丹青的文字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水准，此文足以进入中国散文史。我认为是邱岳峰激发了他的全部文学才华，促成了这次超水平发挥。
〔9〕惟一可在美学意蕴上与外国坏蛋一较短长的中国坏蛋，是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但这种高贵而有尊严的中国坏蛋，既不可能出现在极左年代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文学影视中。
〔10〕陈丹青著：《邱岳峰》：“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11〕严锋著：《好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角色不仅仅是邱岳峰配的，根本就是他本人演的。”
〔12〕严锋著：《好音》：“这些年来，原版片看得不少，喜欢的外国演员的声音也不少，像汤姆·汉克斯，马克·汉密尔，罗宾·威廉斯，可总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邱岳峰。邱岳峰的声音比他们更丰富，更成熟，更有魅力，更像外国人。”陈丹青《邱岳峰》：“他是外国人。……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
闲话“组织”
？ 雷池月
如果统计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组织”必然是名列前茅的。当然，由它连缀而成的语汇也就十分丰富，偏正结构的，如组织决定、组织纪律、组织处分、组织照顾……；动宾结构的，如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依靠组织……等等，几乎可以涵盖或者说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所有内容。对于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组织”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组织”，在生理学或者社会学方面的含义和用法，是用不着去“闲话”的，因为它完全是作为一个政治名词，在“突出政治”的某段历史中，才表现出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政治名词，它并非专指党、团等具体组织，更主要地，它是用以表示“革命队伍”或“吃皇粮的”一类意思。比如，在履历表上填不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生活保障，甚至还要遭白眼（因为难免让人怀疑是犯了错误被开除或遣散的），那境况确实很艰难。当然，这是说的在城市里。如果是农村，由于没有“参加工作”这一说（就算干上了大队书记也吃不上皇粮），大家都处在底层，对“组织”、对“皇粮”，反正可望不可及，一律比较淡漠。
组织既然是泛指“革命队伍”，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组织的具体化便是他所在的“单位”。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节目，就叫《单位》。主题仿佛是说：单位的历史作用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它的构成特点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必将产生根本的变化。节目制作者的用心良苦，大约是为了鼓励那些中年的下岗工人和待业的青年学生，打破对“单位”的依赖心理，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对时代进步的大潮，勇当一名弄潮儿。“弄潮儿向潮头立，手舞红旗旗不湿”，那场景虽然壮观，却也是十分危险的高难技艺。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面对的也是同一个理儿，那些具有弄潮儿的背景、能力和野心的人，根本用不着你去鼓励，他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其乐融融，至今仍然死死揪住“单位”这根救命稻草不肯放手的，大都是些自忖掉进海里必死无疑的主，按“能人”、“强人”这类流行词儿的含义来理解，就是些“弱者”或“无能之辈”。这话有人肯定不愿意听。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反对“弱势群体”这一提法的，不过这绝对是一种“好汉不认拳”的虚火上升的心理，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当你的收入少到只有你老板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而社会保障削减到最低水准的时候，你不承认你是“弱势群体”，除了让人笑话，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反对称“弱势群体”的并非“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是某些抱打不平的知识分子，只是在他们古道热肠后面的真实动机有些值得怀疑罢了。
话说“弱势群体”对“单位”（组织）的深切眷恋，究竟原因何在呢？不外乎以下三者：
一、他们只习惯或者说只适应于在别人的组织和指挥下，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干一些按部就班的工作，说得直白一点，他们确实在智商、能力、知识等诸方面（即所谓综合素质）处于弱势。他们冀望稳定的就业，而并不渴求创新的冒险，他们甘于平均的温饱，却不太热衷于个人的暴富，而只有组织（单位）能够为他们这种生存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从人权的观点看，他们所有上述先天的弱势并不构成他们应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因此，当别人鼓励或者迫使他们离开组织（单位）的时候，他们执着地固守着那份依恋之情，似乎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利。
二、“组织”（单位）确实曾给这些弱势群体带来许多生存的实惠，由于他们并不像强者和精英一样对于“实现自我价值”抱有许多奢求，这些实惠常常足以令他们满足，以至于精英们不断指责以“单位”为依托的“旧的劳动制度”培养了“庸人、懒汉、寄生虫”。所谓这些实惠，虽然说不上丰厚，但却十分细致而具体。在战时实行的“供给制”时代，衣、食、住、行，莫不一包到底，甚而至于连娶媳妇也是由组织有计划地代为操办的（大者如“八千湘女下天山”一类盛举，小者如多不胜数的领导做媒人等等）。改为“工薪制”以后，“组织”上不再管得那么细了，但住房、医疗、教育这几大块，基本上仍然是照包不误的。谁心里都明白，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力”、“综合国力”、GDP云云；增长是比较缓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快不了，不过，对于缺乏竞争的实力和勇气的大多数人而言，本质上没有理由抵制“组织”上为他做出的种种安排，虽然三天两头也发发牢骚，或者还搞点儿“大民主”，可一旦“脱离了组织”（单位黄了），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是不言而喻的。
三、“组织”（单位）之所以提供这许多实惠，本质的原因在于对劳动者而言，它是劳动权利的体现。从理论上说，人类只有在实现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之后，劳动才能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乐生的要素，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劳动无不具有被动的强制性质，既然如此，又何言权利？但是，劳动权确确实实曾经被神圣地载入过所有工农国家的根本大法，道理很简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否有劳动的权利，得由他的雇主决定——不高兴了可以随时炒你的鱿鱼，所谓劳动权，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被“炒来炒去”的命运。这项权利的取得，可让劳动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以血肉之躯换来的政权更替带给他们的最重要的实惠，或许就是这项权利的实现。“组织”（单位）正是实现这一权利的载体，而所有这些“载体”，无论是从剥削者手中剥夺而来，或者是新政权条件下的建设成果，都离不开几代劳动者鲜血和汗水的浇灌。而且，其中不少人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厮守于这块空间，目睹它的兴衰成败，即使不提起“主人翁”之类话题，情感上的那份眷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精英们经常劝慰或者告诫离开了“组织”（单位）因而生活陷于困境的劳动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