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1期-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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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但是在思想、在宗教、文化的灵魂方面的差异性则越来越大，而且还必须学会尊重差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喻：为什么女权主义会如此火爆？为什么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播新闻时，旁边会有人打哑语？要知道聋哑人在中国非常少，但这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就是要学会尊重差异化。
　　尊重差异化对中国或东方来说不成问题，谁还不太会尊重差异呢？谁的国家没有外语呢？谁的国家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具有一种中心主义倾向呢？那当然就是西方。西方今天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西方的国际论坛上，不断出现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关于差异问题的讨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别人来讨论，或别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开始自己做。
　　
　　二、在生态社会中“发现”中国文化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不可忽略：中国古代文明今天是否失效？一说起来，总是有人强调中国“四大发明”了不得，但今天“四大发明”已有两大发明遭到质疑。一个是1966年韩国庆州在维修佛塔的过程中，把塔砸了一个大洞，发现了藏经洞中的经卷，长达好几米。这个经卷是公元706年正处中国唐代时期的雕版印刷品。韩国在1966年初出土这些文物文献以后，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还无暇顾及。“文革”结束以后，钱存训教授告诉中国学者，你们要注意了，韩国在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搞现代化，抓科技、抓经济的同时，我们不太重视到的文化，却被周边国家如此重视？
　　印度学者Pratibha　Prabhkar　Gosaui1981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4世纪，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印度梵语kakali这个词（纸），是公元7世纪才出现的。福柯说“词和物”之间的关系是对应关系，如果印度纸是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话，那么它的相关的“词”就比“物”晚了一千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只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神手”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长达28年地作伪，作什么伪呢？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三万年前推进到七十万年前。大家想想，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七十万年的历史比咱们周口店还要多二十万年，你想想是什么道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大发明”被人质疑，中国应该重新来清点自己的遗产，重新发现自己文明的四个部分：哪些文明永恒地变成了消逝的文明？哪些文明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电脑硬盘一样需要整合？哪些文明经过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后，事实证明它已经失效了，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哪些文明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人类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向人类说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像几百年前的中国一样，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
　　我认为“发现”是重新用新的人类的眼光去发现，再也不要有简单的、抹煞性的、毁灭性的什么“打倒孔老二”等等这样的语言，因为我们审父，审了一个世纪我们很少审判自己，我们也很少审判人类一切不合格的脏乱差的文化。所以今天中国的眼光不再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个体性的、狭隘性的眼光了，再也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那种“刺激－反应”理论下的产物，而应该是带有人类大同性的新的角度。
　　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就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这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这是第二次现代化，也有人称其为后现代化。大家注意，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落后就要挨打。而第二次现代化就不一样了，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述。所以，“发现东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只需要单一模式的途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著名学者赛义德刚刚去世。赛义德写了一本书叫《东方学》，这本书可以说他基本上把东方称为一个东方和整体东方。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用“东方学”这么一个题目呢？他说我对远东不了解，所以我谈的是一个东方，那就是中东。问题就出现了，中东当然是西方文明的很多的文化基础，包括宗教、文字以及某些思想的断片，今天还包括中东的石油。同样如此，可以说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思想的启迪性源远流长，但是“远东”却被长期忽略了，就连赛义德这样的思想家，在美国以白人为中心的话语圈中可以代表东方发言的人，他的《东方学》中居然只出现了不到十次“中国”，而且只作为名词性出现。我的问题就是，谁来为中国文化说话？是洋人吗？是中东的学者吗？还是我们一心考托考出去以后，发誓不再回国的那些朋友们吗？我想应该思考了。今天的西方没有谁可以代中国发言，中国学者应该走出来，不再是谈自己一己的温饱，谈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工资这种知识分子，这叫做是“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有一批赛义德说的“业余的知识分子”出来谈文化的走向。基于现在的情况，我想到了关于东方，尤其是关于远东的问题，所以提出来“发现东方”。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它是对我知识结构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学者在一个世纪“拿来主义”以后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现东方”？发现东方我首先关注到一个“形象”问题，就是“中国形象”的变化。我这儿有一份材料，就是Angus　Maddison　的一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简单地说一千八百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这么小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公元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诸君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唐代我们的长安，是当时多少人梦绕神牵的地方，犹如今日的巴黎、东京和纽约……
　　但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准确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公元年1500到1800年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公元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公元1820年到1850年中国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相比，在1820年是2。1，也就是中国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到15。6倍。就是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被拉开距离了，这是经济方面。
　　在文化方面，他们看中国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要高看一眼，觉得可是了不得。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伏尔泰的一些作品。说起东方，说起遥远的中国，他充满了向往，对中国极尽赞美之词。仅仅过了20年，1765年他却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汉字叽叽喳喳的听起来特别难听”，中国的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西方人眼中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的艺术还包括中国的餐饮，一下在他们心中就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往往在听了传教士的很多说法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又非常厉害，一直持续到1972年。到1989年以后同样又出现了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威胁论”等等，包括最近一次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等，都是在“遏制中国”。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遏制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深层问题没有理解。朋友们可能觉得，说得太悬了。好，有一部电影《刮痧》，大家看过。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刮痧”是虐待儿童，居然把儿童的背刮得如此的红，那不跟殴打一样吗？而中国人认为很简单，刮的痧背后是经络，经络背后是阴阳，阴阳背后是哲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我们“刮”的东西里边是有很深的含义的，但是他们不这么理解。从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上可以看，文化的“误读”是无处不在的，消除文化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好好地把文化输出，以免被有意误读。
　　
　　三、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新世纪方略
　　
　　“发现东方”提醒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大部分被西化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对我们过去传统的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西化也做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学术的问思方式已经失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还有吗？中国学术的言说方式是从《左传》开始的，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博士论文一个硕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方式来写，敢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方式来写，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西方的学术规范。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可以思考一下。难道这种反思或者这种改造它的正面和负面效益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吗？
　　还有翻译问题，我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想弄清1900年到2000年一个世纪中国学者翻译西学的书有多少，包括英、德、法、意等文字，还有西班牙文字。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统计结果是十万零六千本左右。但是反过来我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还不太准确，需要继续。调查的两个方面，一是说20世纪西方翻译了中国多少书，包括先秦古籍《论语》、《老子》等等，这个数量比较庞大（主要是传教士的翻译），《老子》有37个译本，《论语》那就更多了，但很多是重复翻译。第二项调查是，西方翻译20世纪中国有多少，这就比较悲哀了，不到一千册翻译20世纪中国的书。也就是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