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历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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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去，归无面目，只有求死了。”船上买办问：“你晚上睡觉锁门没有？”少年回答：“没有。”买办说：“银子必定被贼偷了。不知道银元上有没有标识？”少年说：“有。银元上都印有某钱庄的印。”于是买办对乘客说：“为了拯救此人，请各位协助搜查随身的行李。”乘客为了摆脱干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主动摊开行李接受检查。当来到妇人住房时，她神色慌张，坚决不同意检查。买办强行打开她的箱子，发现了打着印记的二百银元。诸客见了惊诧不已，妇人掩面大哭。这时一老叟走出人群说：“我住在此妇邻室，昨晚发生之事，听得一清二楚。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又气愤地责怪少年说：“你既诱奸女人，又诬人偷窃，心狠手辣，禽兽不如。”最后，众人商定，二百银元仍归妇人所有，并罚少年另拿二百元交给善会，以示惩罚。（陆德阳：《流氓史》）　　除了这种诱奸以外，有些无赖之徒，还借捉奸的机会顺水摸鱼奸污妇女。清嘉庆十年，山东有土棍田二，与其父田坤、弟田三均性情凶狠，身上总是带着刀。有李麻与王振海之妻谢氏奸通，并借刘宋氏之屋姘居。王振海四处找不到妻子，就去恳求田坤帮助寻找。不久，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谢氏，田二就将谢氏带回家中奸宿，且欲霸占为妻。于是田坤出面逼王振海卖妻，给钱五千。王振海不敢违抗，只得应允。又有一次，田二知道庄驴之妻王氏与姚松奸情，就带刀前去威胁、要挟王氏，并强奸了她。（《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九，《户律婚姻·强占良家妻女》）


第五部分：流氓的组织及其团伙由分散的个体到群体的聚合

　　流氓群体与具有流氓行为的具体个人出现相互区别的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首先，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提供脱离生产劳动者（如流氓）所依赖的基本社会生活物资来源；其次，社会依附关系减弱到一定程度，部分社会成员不再属于另一些人的私有财产。只有如此，我们所界定的流氓才能以其相对自由的身份及行为闯荡社会，并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应该看到，社会结构关系的急剧破坏与重新组合，是早期流氓产生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历史上某段时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如农奴制）则大量削减了流氓的数量；第三，作为只对一般社会秩序进行冲击的群体，流氓的产生与存在还依赖于某种程度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加，商品生产发展及城市的产生等等。城市的出现是流氓由个体到群体不可或缺的条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流氓群体愈来愈倾向聚合于城市之中。　　流氓社会群体的出现正是我们分析其组织状态的基础。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活动，其内部行为主体之间必然存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形式，根据这种关系形式，可将其进行分类。具体到流氓而言，我们将其分为“分散的个体”、“依附性群体”、“团体组织”三种形式的组织状态。　　1．分散的个体　　流氓群体的产生与其分散的个体行动并无矛盾，而且大量个体是群体产生的条件。群体内部的离散状态使其难以产生具体的统一的目标，因而分散的个体，具体到个体流氓及其行为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种个体行为作为一个宏观整体，可能有共同的存在背景，如狭小社会环境下的强制力，财富或地位的恶性膨胀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初文人李渔曾做一篇《秦淮健儿传》叙述了明代流氓的所作所为：　　明代嘉靖中，秦淮之地民间有一小儿，自幼父母双亡，成年之后，身体强壮，力大无比，并且善于拳脚功夫，曾经一掌毙死一犬，被人称为“健儿”。他生性好斗，不爱文墨，又常饮酒，醉后即猖狂生事，被养父母逐出家门。没有办法，只好为人牧羊，但经常以羊换酒，被主人辞退。后来从军，从小军校积功擢至稗将。有一日，与军友一块儿饮酒，酒至酣时，两人互相斗力，将军友打死，于是弃官逃避，改名易姓，做了屠夫。看到农家有牛，到了晚间则去偷盗。一等牵出，便大呼：“牛我骑走了”。而后倒骑牛背，用斧头砍牛屁股，牛便拼命奔跑，主人追而不及。第二天，丢牛者寻至市场，发现了牛，健儿则耍赖，说：“昨日取牛的是我，告而后取，道也，岂能曰盗？”牛主再去找牛身上的记号，而“牛已脯矣”，再也没有了凭证。健儿白日在赌场玩，到晚上，就肆游妄邪。他自恃功夫高强，不时叹道：“世人皆非我对手，可恨生不逢时，无法与拔山举鼎之雄较一胜负。”地方官禁止屠牛，健儿无所事事，只好取过去积攒的牛皮及骨角，往瓜州、扬州等地出售，共得30两。在旅馆中饮酒，解开银子，置于案头。酒家主人看到后，就告诫他：“前途多豪客，这银子应该好好收藏。”健儿掷杯砍案，道：“我纵横天下三十年，一直没有遇到敌人，若有人能取我腰间银子，我当叩首降服……（李渔：《笠翁文集》卷二）。　　这一秦淮流氓化的健儿，从小没有教养，粗鲁卑劣，武斗成性，欺压偷盗，从军抗倭却又酒酣杀人，转做屠夫，又成牛盗，真是一典型之流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