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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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所谓无巧不成书，范五一这天也正好从村边的国道上搭了一辆路过的长途汽车，进城来找钱高粱，一是来看看他的腿伤治疗的怎样了，顺便带着小乐妈给他们父子俩捎的换季衣裳；二是再来和他合计合计成立跳丧鼓歌队的事儿。没料到刚出长途汽车站，他就听见了从法院大楼上传过去的跳丧鼓歌声。他一下子就听出是钱高粱的声音。听了几十年了，还听不出来吗？范五一一听那唱词、那唱腔，就知道事情不大对劲。他什么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往这边赶来。当他走进密密麻麻的人群，抬头看到站在大楼顶层上钱高粱和小乐，心一下子就悬起来了。
这当儿，几辆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开到了法院门口，面无表情的警察们跳下车，呼啦啦一下子沿大楼排开，将人群与大楼隔离开来，几个警察还从车内抬出一块帐篷样的大汽垫，放到正对着钱氏父子的大楼墙根下面。而另外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则猫着腰悄悄从法院大门口进入大楼里面，像电视中播放过的反恐练习场面……
整个气氛由于警察的出现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才意识到并非演出的人们骚动起来，开始拥挤着往后退。法院门口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一锅用勺子很难捞起来的稀粥。
电视台的报道组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上支起了摄像机，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大楼顶层，正在忙于调整焦距。
看来，他们要直播这场突发性事件了。
却说在古城墙附近的旧居民区，这会儿，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者戴着一副瘸腿的老花眼镜，正在光线幽暗而异常寂静的书房里奋笔疾书。他就是毕生从事地方民间艺术整理和研究的戴老师。
此刻，戴老师正在撰写那部耗时已久的专著，刚刚写完关于跳丧鼓的章节，还没来得及润色：
在江汉平原乡间，谁家老人过世了，操办丧事，都兴请歌师唱一夜跳丧鼓，然后才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将老人下葬，否则，这丧事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圆满的。谁也说不清楚这种风俗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盛行的，反正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跳丧鼓歌师，每个人肚子里几乎都装满了从上一代歌师口口相传下来的歌本和传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大字不识，却对各个朝代的兴衰和许多历史人物的悲欢沉浮了如指掌，其熟谙程度，简直不亚于那些专治历史学的专家，当然，从他们口中唱出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分民间化，伦理化，甚至想象化的“野史”，有他们自己的善恶美丑和是非的认知方式及标准。比如在他们心目中，唐代将军薛仁贵是由一只白虎转世的，而樊梨花有着移山倒海的本事；再比如他们将庄子推崇为跳丧鼓的祖师爷，就像木匠将鲁班尊崇为祖师爷一样，证据就是庄子在其妻子去世时“鼓盆而歌”。至于庄子在中国历史或文化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其实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对于这种认知方式和标准，歌师们是笃信不疑的，表现出罕见的固执。但正因为这种固执，才为那些在广大的乡村艰难生存的人们，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你别看这些歌师平时各忙各的农活，跟一般庄稼人没什么两样，可一旦有人来请他们去唱丧歌，便扔下手中的锄头或镰刀，收拾好唱歌用的锣鼓家业，连沾满泥巴的双手都顾不上洗一下，身上的脏衣服也来不及换掉，就匆匆上路了，像一群身怀绝技的侠客……
很显然，戴老师对完成的章节并不十分满意。他微微皱着稀疏的眉毛，重新浏览了一遍之后，对于其中存在的疏漏，看来还得等找一些民间艺人了解之后再作补充和修改了。他就是在这时候想到跳丧鼓歌师钱高粱的。也不知道他的腿治好了没有？戴老师这样想着，顺手打开了摆在墙角的一台14寸的北京牌老式电视机。
突然，他的目光被电视上出现的镜头吸引住了──
人头攒动的法院广场。严阵以待的武装警察。威严矗立的法院大楼。大楼顶层两个衣衫不整、面容憔悴、难民模样的人，那上了年纪的在年轻人的搀护下拄着拐杖靠墙而立，嘴巴念念有词，扯起嗓门在放声歌唱，仔细一听，他唱的是跳丧鼓歌本《罗成显魂》。戴老师觉得那两个人有些面熟，再认真打量一下，这不是乡下那个著名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和他的儿子小乐么？
此刻，楼下的警察拿着话筒正在向楼顶喊话：“楼上的人听着，楼上的人听着，赶快下楼，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但钱高粱置若罔闻，仍然字正腔圆地唱着跳丧鼓《罗成显魂》，他一边唱，还一边用拐杖敲打着墙头，嘴里模仿着锣鼓的伴奏声：“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他唱着唱着，忽然停住了，转过脸对身后喊道：“你、你们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啦！”说着，他将一条打着绷带的腿颤巍巍地跨上了墙沿……
从电视荧屏上看，歌师钱高粱和他儿子钱小乐，像同一战壕的战友那样，肩并肩地互相依靠着站在一起，干巴巴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亢奋和谵妄的表情，看上去，真的像两个疯子。
戴老师惊呆了，昏花的眼睛瞪得老大，那副断了条腿的老花眼镜从耳边滑落到水泥地板上，发出一阵轻微的碎裂声。
责任编辑 胡 翔
写作，为现实人生
■ 李洁非
猛然间见到这小说的题目，异样之外又有些熟识的感觉，终于想起：许多年前有过一本歌曲集，就叫《放声歌唱》；那是“文革”当中的流行歌曲，却都表现着政治，一律赞颂着革命的大好形势，故曰“放声歌唱”。
不知刘继明给这篇小说取此名，是巧合，还是有些反讽的意味在内。
小说看得少甚或不怎么看，在我已有些时日了。刘继明的小说，自然也没怎么看——有时从杂志目录上看见他的名字，却并未翻到登载他作品的那一页去。因为对于做评论这件事情，自以为失去了灵感，故而裹足。
十几年前，刘继明开始引起文坛注目的时候，被认为是在写一种“文化关怀小说”。这概括，是已故的周介人先生送给他的，大家都觉不错。那时，我也为他做过一篇评论，发表在《文学评论》，意思相近。这样久不看他的小说，现在忽然地看，发觉他的小说虽然未弃“关怀”，却不如何“文化”了，而代之以很现实的人生。变化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然而却并不算小。
一个农民工的故事：50来岁的钱高粱在工地上受了重伤，被老板扔下不管，想打官司又“有理无钱莫进来”，遂出下策，与儿子钱小乐爬上法院楼顶，打算用跳楼作为抗议。
在今天现实中，这样的故事，大约要用“司空见惯”四字来形容。但作者把它写入小说，则分明是说，文学不能以“司空见惯”视之，不能以“司空见惯”为由，而失去描写它的兴趣和热情。
其实钱高梁并非普通的农民工。他是一个有名的跳丧鼓歌师。这称呼有很浓郁的地方风味，揣其意大约就是先前孔夫子所干的那一行——丧礼上的吹鼓手，只不过孔夫子是乐师，钱高粱却是歌者，但总之与古老的习俗有关。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在发达国家都是被当作宝贝的。但钱高粱不是宝贝，是时代所淘汰的废弃物，于是以50余岁高龄去建筑工地扛大活。
如此艰辛地维持生计，在这如钱一样冰凉的时代，他却仍然不能从古老职业所教给他的过时道德中走出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对比。一面，出事后老板想方设法逃避责任；一面，钱高粱还是那样的“知足”和息事宁人，所求甚微。道德的反差，被一个“钱”字镀得通亮。
比较起来，他那个年近30却一事无成的儿子钱小乐，反倒是觉醒起来了的新一代农民。他比父亲更清楚，这里面有不公平，老板不能以区区二千元钱去打发一个从此根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而且，他知道可以寻求法律的解决——这个途径，钱高粱竟然想都不敢想。
然而，觉醒了的钱小乐却又如何？老板张大奎的一次法院拜访，就让他的觉醒变得很可笑；因为打官司的拖延，父亲的腿化脓、溃烂并将不保，而且，张大奎连先前预备“解囊”的那二千元，也索性不给了。
于是，父子二人爬上楼顶。这个举动，是钱高粱做出的决定。绕了一圈，觉醒和未觉醒的农民，又回到了最原始的他们唯一可以用来抗争的地方：生命！
当卧在楼顶的著名跳丧鼓歌师钱高粱施展歌喉向社会倾诉时，古老的歌声销熔了历史岁月。“放声歌唱”，此之谓也。
1994年到1995年，我曾连续写过数文，问“文学能为社会做什么”，斥“文学对现实无动于衷”，当时的回应似乎仍是“无动于衷”。但这二三年不大一样了；好像有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也有评论家在重新谈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不过却又发现人们似乎对他们心目中的什么主义、乌托邦更为热心，借着关注现实，张扬什么伟岸的理念。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很少摆脱这类高调。如果他们少想点自己的“主义”，真正诚切地注目于人生，如实、细致地去写人生，才是文学最需要的，也是实实在在能对文学有所补益的。
在《放声歌唱》里，我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学。
责任编辑胡 翔
芙 蓉
■ 王秀梅
1
韩芙蓉同其他几位姑娘一样，五月就换上了过膝短裙。
舞水街上白亮亮的，几个小青年骑着自行车经过发廊门口，撮起嘴唇吹出几声暧昧的口哨，引来了一只宠物狗，不知谁家的，溜达着过来，偏过头朝发廊看了一眼，又溜达着走开了。午后的阳光暖得让人昏昏欲睡，身边的几个姑娘无事可做，兰兰把一条腿翘在椅子上，专注地往脚趾甲上涂油，欢欢斜躺在长沙发上闭着眼睛想心事。芙蓉把两条光洁的腿交叠起来，一晃一晃的，看着门外白亮亮的舞水街。
芙蓉这样坐了半天了，兰兰一直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终于忍不住了，说，路面都快让你看穿了！下面藏着个男人？
芙蓉说，下面没有，上面有。
屋里的另外两个姑娘不约而同朝门外看，一个男人正慢吞吞走过发廊门口，脚上锃亮的皮鞋踩着芙蓉树斑驳的影子，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破坏者。
男人转头朝发廊看了一眼，似乎被几位姑娘裸露着的大腿吓着了，加快了经过发廊的速度，欢欢眼尖，说，脸都红了，真可爱。
可什么爱啊，一个老男人。兰兰说。
老有老的好，欢欢说，你不懂。
浑身皮松肉软的，有什么好？兰兰反驳道。
只有芙蓉依旧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想心事。两位姑娘不允许她这样漠视一个关于男人的话题。平日里，她们坐在这间发廊里干得最多的事情，除了对付走进门来的男人，就是对经过门口的男人品头论足。当然，芙蓉刚来发廊不过一周，对这里的一些习惯和规矩还不是很熟悉，但另两位姑娘有信心按照她们的标准，对芙蓉进行一番改造。只是她们觉得有些看不透芙蓉，她安静地坐在发廊里，尽管穿着跟她们一样的过膝短裙，露出白光光的大腿，看起来却似乎跟她们有些不同。具体不同在什么地方，两位姑娘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