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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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钱高粱和小乐父子俩费了不少周折，才终于在老城墙根下一个杂乱无章的旧居民区里找到了戴老师。
戴老师已经从文化馆退休多年，起初同老伴住在一起，老伴因糖尿病去世后，便剩下他一人孤零零地守着旧房子，过着差不多与世隔绝的生活。戴老师在文化馆做了一辈子的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收集整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一直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夙愿；随着年事渐高和健康每况愈下，这种夙愿就日益强烈。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阅和整理那些积满厚厚灰尘的资料；在这种琐碎和单调的工作中，戴老师似乎也一步一步地返回到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像猎人搜寻猎物似的在乡间四处寻访那些民间艺人的日子。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和面孔，像那些颜色泛黄的笔记本和书籍报刊一一展开，重现，使戴老师感觉到时间发生了倒流，而他那日渐衰老的躯体也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
当小乐背着他爹钱高粱，敲开那扇多日没有敞开过的门扉时，老眼昏花的戴老师打量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一脸茫然。“钱高粱？”他嘟囔着，一边在脑子搜寻着他曾经寻访过的民间艺人的面孔。末了，他一拍自己光秃秃的脑门儿，指着像小孩子那样趴在儿子背后的钱高粱：“想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给我唱过《罗成显魂》的跳丧鼓歌师嘛……”他打开上了锁的防盗门，把父子俩让进家门，一边咕噜：“真怪，这两天我正在整理跳丧鼓这一章，想找个歌师请教请教，没想到你找上门来了，真所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也！”
父子俩没听懂戴老师说的什么意思，只是庆幸这老头儿总算认出了他们，没有被拒之门外。小乐将他爹安顿在客厅的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沙发上，就开始东张西望地打量屋子，一边思忖这老头儿肯不肯借钱。钱高粱呢，见到戴老师的那一瞬间起，便把借钱的事情忘到脑后去了。他显然回忆起了当初见到戴老师的情景。那时候，钱高粱唱跳丧鼓刚入门不久，还是个小伙子，可已经在乡间自成一家，闻名遐迩；戴老师那时也才三十多岁吧？身材瘦瘦的，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下乡干部们常穿的蓝色中山装，文质彬彬，戴一副黑框眼镜，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两支亮闪闪的钢笔，头发乌黑乌黑，梳得整整齐齐。可是你看现在，戴老师的头发掉得没几根了，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腰杆儿佝偻成了一张弓，哪里还能找到当年那股精气神儿呢？钱高粱暗自唏嘘不已：老了，都老啦！就像在《罗成显魂》中唱的那样：
一眨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话题像纺车上的棉线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戴老师说到兴头上，还颤巍巍地走到卧房，抱出一沓子灰扑扑的手稿，让钱高粱看，全然忘记了这位昔日的跳丧鼓歌师原本是大字不识的。钱高粱呢，竟然也煞有介事地翻了几页手稿，干咳了两声，仿佛要发表什么看法。
坐在钱高粱旁边的小乐满脑袋只想着借钱的事儿，哪有心思听两个老头唠唠叨叨，他有点沉不住气了，用胳膊捣了捣他爹，没想到捣在钱高粱的伤腿上，疼得他哎哟叫了一声。钱高粱这才想起来找戴老师的真正目的。可他实在不好意思谈借钱的事，他期期艾艾地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了口。戴老师似乎也这才看见钱高粱腿上打满绷带，脸上流露出了同情之色。
小乐见时机到了，便打断还在絮絮叨叨受伤过程的他爹，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借钱的事。但他没说借钱打官司，而说是为了治伤。他觉得这样说也许可能性大一些。“医生讲，不及时治腿就没救啦。”小乐一脸沉痛地说。
果然，戴老师用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打量着钱高粱裹满厚厚绷带的伤腿，还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血迹斑驳的绷带，叹了口气，站起身，佝偻着腰，往卧房里走去。
父子俩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钱高粱似乎想说什么，但小乐扯了下他的衣角，钱高粱就闭上了嘴巴。
戴老师手里捏着一叠钱从卧房走出来，递给钱高粱时说：“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你先拿去吧，等治好了伤，我还要问你一些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摇着花白的头颅，“我这脑子越来越不管用，过去的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啦……”
钱高粱瞅着那叠钱，犹犹豫豫地，似乎不敢马上去接，站在一旁的小乐见状，飞快地伸出手去，把钱抓过来了。
后来，当小乐口袋里揣着借到的500元钱，背着他爹从戴老师家出来时，钱高粱抱怨小乐不该对戴老师说假话：“戴老师是个好人，他一大把年纪了，又没了老伴，你不该骗人家的。”
小乐说：“这怎么叫骗他，反正到时候还他钱就是了。”
“万一……还不上呢？”钱高粱说，“叫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
小乐听了，生气地把他爹重重地放到板车上，像训斥小孩那样抢白道：“你脑壳又没受伤，怎么尽说些丧气话！”
钱高粱瞥了他儿子一眼，只好不吭声了。
小乐把借到的2000元钱交给了包立民，由他去打点法院的人。包立民说，法院的人他都很熟，现在那些法官比律师强多了，个个肥得冒油。吃了原告吃被告，完了还要吃律师。区区2000块钱连塞他们牙缝都不够。如果换了别人，案子没准都立不了，好在管这个案子的是包立民多年的朋友，以前也是做律师的，算是给了他不小的面子啦。
小乐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上的事情一知半解，对包立民的话也似懂非懂的，但包立民话里那意思是帮了大忙，这一点他还是听得出来的。所以他寻思，等案子打赢了，立马去法院办离婚手续，就算是对包立民的一种报答吧。包立民对这件事暗示过几次了，他再傻也听得出来。
包立民把那叠钞票塞进公文包时，拍了拍皮包，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好啦，小乐，你安心回去照顾你爹养病，就等着案子开庭吧。”
在小乐听来，案子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了。他从律师事务所走出来时，脚步轻飘飘的，像腾云驾雾一般，他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心情好极了。他没有急着回家，在马路上慢悠悠地闲逛着。小乐喜欢逛马路。柏油马路又平坦又宽敞，脚踩在上面，比走在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乡村小路上舒坦多了。当学徒那会儿，只要有空闲，他就从乱糟糟的木工作坊里溜出来，在马路上信马由缰地闲逛，看不完的五光十色的街景、看不完的川流不息的人群，啧啧，比他娘的看电影还要过瘾。那时候，他就梦想着自己如果能在城里长期生活下去该多好！但他的梦很快就破灭了。倒是几个师兄师弟至今还留在城里，有的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还买了房，在城里扎下根来了，都混得比他强，要不这次也不会有钱借给他。只有他仍然像个游魂似的还在东游西荡，乡下和城里都没有他的归属。尽管平时觉得在这帮师兄师弟们面前低人一头，但小乐想，等官司一打赢，自己就不必看人眼色，就他娘的可以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啦。
现在，小乐憧憬着官司打赢以后的生活，脑子飘飘然的，像喝醉了酒似的。实际上，他的确想找人喝几杯，让人和他一起提前分享一下、庆贺一下，顺便也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生怕小乐还不起钱，要不是小乐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像杨白劳那样摁上手印、立下借据，是很难把钱拿到手的。后来，小乐果真就钻进一辆中巴车，找他的师兄师弟去了。
就在小乐去找他的师兄师弟喝酒时，范五一进城看钱高粱来了。
范五一看见钱高粱腿上打满绷带，两眼无神地歪在黑黢黢的屋子里，整个人又黑又瘦，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了。别看范五一是钱高粱的师兄，说起来当初还是钱高粱的领路人呢，但他对钱高粱唱跳丧鼓一直很服气，平时反倒把高粱当成了师兄似的。不过，范五一尽管由于嗓子先天不足，歌唱得不如高粱，可他这人交往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很多，搞集体时还当过生产队长，组织能力也挺强，以前歌场上的事都是他出面联络的。他这次进城，一是来看看受伤的钱高粱，二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计划”跟他商量。
范五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呛得他直作呕。他一边用手捂住嘴巴，一边把目光在屋内飞快地搜寻了一番，起初他以为臭气是从墙旮旯那只当马桶的塑料盆里发出来的，但他很快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臭气是从钱高粱身上发出来的，具体一点说，是从钱高粱的那条伤腿上发出来的，是一种肉体腐烂的气味。他走到床边，掀起钱高粱腿上的绷带瞅了瞅，发现由于几天没有更换和清洗过，绷带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白色，变得乌七八糟，仿佛从泥水中捞出来一样。时令虽然已过了中秋，但这几天仍然很热，再加上这间屋子四面又不通风，像个闷罐子，连新鲜猪肉放半天也会变臭呢。范五一看见，钱高粱的那条伤腿分明已经微微地浮肿起来，有的地方变成了猪肝色，臭味儿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也就是说，钱高粱的伤腿已经开始溃烂了。
这一发现让范五一几乎吓了一跳。他小时候跟村里的一位老郎中学过几天中医，粗通一点药理常识。他寻思，如果不及时治疗，钱高粱这条腿就彻底报销了。钱高粱要是成了瘫子，那个“计划”不就泡汤了吗？他还以为钱高粱的腿伤治得差不多了才从医院出来的呢，没想到是这样。
“小乐呢？”范五一东张西望着，有些生气的样子，仿佛小乐躲在屋子里某个角落似的，“伤还这样呢，他不想办法给你治，跑哪儿去啦？”
钱高粱犹豫了一下说：“小乐他找……律师去了。”
“他找律师搞么事？” 范五一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儿子莫不是闯了祸，要打官司么？”
“他要告……张大奎。”
范五一听了一愣，接着他就哈哈笑了起来。笑完后他把目光直直地盯着钱高粱问：“高粱，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小乐的主意？”没等钱高粱回答，他就哼了哼鼻子，“你不说我也晓得，肯定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的主意。”
范五一一向不大看得起钱高粱的这个“宝贝儿子”。他觉得钱高粱在跳丧鼓歌场上是一把好手，可在教育儿女这个问题上比自己差远了。这当然不是吹牛。范五一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前两年转了公办，还当上了校长，二儿子在北京当兵，听说是给一个将军当警卫，连中南海都经常进进出出的……所以他现在吃喝不愁、百事不管，逍遥自在着呢。可钱高粱呢，唯一的一个儿子小乐是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个老婆都守不住，快30岁的人了，还在吃爹妈的老本……这都是命呵，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谁他娘的能跟命掰腕子呢？所以，除了唱跳丧鼓外，范五一在钱高粱面前有种说不出的优越感。他可不是幸灾乐祸，相反，他对钱高粱打心眼里有些同情，总想找机会帮他一把。谁让他们是师兄师弟的呢！包括他心里的那个“计划”，其实自己能捞到什么油水？他多少也是想帮钱高粱找条生计，都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