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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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大奎妈能不认出钱高粱来吗？“这是钱歌师、钱大兄弟吧？”大奎妈那对灰白的眼珠像一下子擦亮了似的，惊诧地瞅着斜靠在板车上的钱高粱，钱歌师，它那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的腿，那拐杖，“你这是……哪么搞的呀？”
钱高粱的脸戚戚的，舌头吮了吮干燥的上嘴唇，又吮了吮同样干燥的下嘴唇，却什么也没说，心里其实在说呢：哪么搞，问你儿子去呀，是真不晓得还是装糊涂？他记得大奎妈还对他说过，日后自己死了，是一定要请你钱歌师唱一夜跳丧鼓的，可这下他腿一瘫，恐怕就唱不成啦。
这会儿，小乐已经发现了装在铁门旁边的一个红色的按钮。他知道那是门铃。他学木匠时还亲手安装过，城里人都时兴装这玩意儿，按一下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响铃声或美妙的音乐呢。他正打算去按门铃时，可大铁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了。大奎妈站在门口望着这父子俩，像欢迎亲戚那样笑眯眯地说：“大兄弟，快进来吧。”
父子俩反倒扭捏起来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似乎有点儿不敢相信，有点儿受宠若惊。钱高粱支支吾吾问了一句：“大、大奎呢？”大奎妈道：“大奎不在家哩，有事进来说吧，大兄弟。”钱高粱从敞开的铁门朝里望了望：“屋里没有……别人？”大奎妈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也不晓得都忙些么事，让我这老婆子看家，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听话音像是在抱怨，但看表情分明又是在炫耀，炫耀儿子的出息和自己的福气。
钱高粱对小乐使了个眼色，小乐就过来搀扶着他爹，走进了这座气派的楼房大院。
大奎妈看上去挺精神的，不仅没有以前见老，反倒年轻了几岁似的。晃动着两只粽子似的小脚，不停地给钱氏父子沏茶递烟，乡下那套招待客人的礼数一点也没落下。这倒让钱氏父子不大自在，甚至有点儿惴惴不安、心怀鬼胎了。莫非大奎妈真的不晓得我跟他儿子之间的事情，不晓得我把大奎告到了法院，我是“原告”，他儿子是我的“被告”？钱高粱一边纳闷地这么寻思，一边打量着这座曾经留下过自己汗水的楼房。当初他可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楼房的主人打一场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官司么？
如果大奎妈晓得了，还会这么热情地端茶递烟吗？想到这儿，钱高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有些坐不住了。他问大奎妈：“大奎么时候回来？”大奎妈道：“么时候回来？有时一天两天，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见影子的，也从不跟我这个娘打声招呼！”她嘟哝着，这才想起什么似的问：“大兄弟，你有么事？要不等大奎回来我跟他讲一声？”钱高粱吞吞吐吐地说：“不了，我还是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就又给像个保镖站在他身边的小乐使了个眼色，拿起拐杖，小乐就搀扶着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了。
过了两天，钱高粱又坐着小乐拉的板车，早早来到了张大奎家的门口。那扇深绿色铁皮大门仍然紧闭着，这次小乐没用巴掌拍门，而是按的门铃。门铃声有点像蛐蛐叫，听起来很欢畅，精神气十足的样子。小乐按了一下，没人开门；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开门；当他正要按第三下时，铁门上的那个小方窗悄悄拉开了一条缝，露出大奎妈那张老丝瓜样的脸孔来。“是……你们？”她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压低着嗓门，上次的那种热情劲儿不见了，打量他们的眼神也与上次明显有些异样。
钱高粱见大奎妈这次丝毫没有开铁门让他们进去的意思，就咂了咂嘴巴，问：“大奎……他回家了吗？”
“没，没呢，”大奎妈说了半句，又把话咽了回去，“哦么，大奎他刚回家……又出去了。”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明不白。
钱高粱有几分狐疑地问：“他何时……回来？”像念跳丧鼓唱本的道白。
大奎妈支吾道：“我哪晓得？”
钱高粱瞥瞥小乐，似乎下了某种决心：“那我们等他吧。”说罢，将原本起身拄在手中的拐杖重新放回了板车。
大奎妈见状，那张多皱的脸显得有些呆滞，真正变成了木刻似的。“还是莫等了吧，大兄弟……”她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叹了口气，从小方窗口离开了。
钱氏父子就这样被撂在门外了，他们只得在外面等啦。从早上八九点多钟一直等到快中午了，也不见张大奎的影子。其间，大奎妈那张木刻似的脸至少在那个小方窗闪现了两三次，近乎于鬼鬼祟祟，一闪就不见了。十二点过后，这父子俩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快撑不住了，大奎妈这时又露了一下面。她将两瓶矿泉水递出窗外，对小乐摆动了几下：“喝口水再回去吧，你们等不到大奎的。”她话中有话地说。小乐犹豫了一下，上前接过了矿泉水，一瓶自己拿着，另一瓶递给他爹。钱高粱却不接，小乐不耐烦了，给他放在板车上，自己拧开瓶盖，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喝起来。钱高粱使劲咽下口水，冷不丁问了一句：“大奎说甚么了？”大奎妈没回答，却眼神怪怪地瞧着他：“大兄弟，你这腿……你把大奎给告了？”钱高粱一愣，竟不知如何回答。“不是我不想开门，是大奎他吩咐过了……”大奎妈又说，明显带着些歉疚，说完，又从那扇小方窗口消失了。
父子俩再次怏怏而归。一路上他们都很长时间没说话。后来，在前面拉板车的小乐终于忍不住骂了一句：“狗日的，张大奎存心躲着我们咧。”
钱高粱抱着拐杖蜷缩在微微晃动的板车上，没接小乐的话茬。直到对面一辆大卡车从旁边驶过之后，溅起满身满脸的尘土，他啐了一口唾沫，脸色阴郁地说了句：“他躲过了初一能躲过十五？我就不信他永世不回家……”
从那天开始，钱氏父子和“被告”张大奎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每天，钱高粱就让小乐用板车拉着来到张大奎家附近的那条街道口，两人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还带上了干粮和水，一副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天气已经有点凉了，如果在乡下，早上的田野上都能看见白花花的露水啦。城里人也大都穿上了外套和毛衣，但钱氏父子身上仍然穿着单衣，中午还不觉得什么，可到了早上和晚上，就冷得瑟瑟发抖，牙齿直打架。父子俩没办法，第二天出来时只好带上编织袋披在身上当外套。
尽管钱氏父子每天早出晚归，像两个勤勤恳恳的便衣侦探守候着张大奎回家的必经之路，但张大奎似乎早有防范，一次也没让他们碰上。莫非为了躲他们，张大奎连家也不敢回了？小乐曾经去工地上找过，也没看见张大奎的人影，那周国庆见了小乐，叼着香烟，不阴不阳地冲他翻翻白眼：“你和你爹不是要把我哥送上法庭吗？怎么还连他的毫毛都没摸到一根啦？”小乐气得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可冤有头债有主，对他撒气有什么用呢。有好几次，他们都看见张大奎的那辆黑色小汽车从十字街口开过来了，可一眨眼的工夫又不见了。这样持续了几天，父子俩沉不住气了。他们决定改变守候地点，转移到十字街口的一棵大梧桐树下。第二天，张大奎的小汽车从远处开过来了，在十字街口正要拐弯时，小乐拉着板车突然从梧桐树下窜出来，当街一横，小汽车哧啦啦一声来了个急刹车，差点儿撞上板车和坐在板车上的钱高粱。开车的是周国庆，他满脸恼羞成怒，摇下车窗破口大骂道：“娘的个×，穷疯了，想钱连命都不要啦？”一边骂一边打开车门，看那架势似乎要把板车掀到路边去。坐在后座位上的张大奎深不可测地绷着脸，低声喝住了他，周国庆顿时像缩头的乌龟一样把身体收了回去，大幅度地打了几下方向盘，小汽车哼哼唧唧着，屁股后冒出一股股黑烟，歪歪斜斜地行驶了一段，然后从来的方向逃也似的驶走了。小乐还徒劳地追了几步，吃了满脸的灰尘，气得他抹了一把脸，冲着小汽车消失的方向骂了句：“张大奎，我日你老妈！”
钱高粱木雕似的坐在横在马路当中的板车上，似乎没听见小乐“日”张大奎的“老妈”，如果听见他会反而斥责小乐的。这会儿，他的脸色先是涨得通红，接着变得惨白，然后变为煞黑，最后变成了蜡一般的黄色，像个死人。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跳丧鼓歌师没有料到张大奎对他会是这种态度，他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原来以为乡里乡亲的，自己好歹还给他爹唱过丧歌，哪怕最后一分钱也不赔偿，也总该给他一点面子呢。可张大奎竟然连和他说一次话的机会也不给，就像他们从来不曾认识一样，就像他不是在他工地上做工摔伤的，而是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不，连陌生人也算不上，在张大奎眼里，他们大概只是两条虫子，随便用脚板踩一下就粉身碎骨了吧！钱高粱觉得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这是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有受到过的伤害，这种受伤害的严重性，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腿受伤的程度。所以他坐在板车上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好半晌都缓不过劲来。小乐还以为他刚才被张大奎的车撞了呢。他伸出手去想摸一下他爹的脑门儿，但还没容他摸到，钱高粱就用胳膊挡开了。
“下一步我们……哪么办？”小乐问他爹。这个曾经梦想通过一场官司一夜致富的年轻人，现在心里完全没了主见，把决策权交给他爹了。
钱高粱似乎也没了主张，喃喃道：“……哪么办？”
这时，很多行人都像瞧猴把戏似的朝钱氏父子围拢过来了。年轻的小乐可不想被人当猴看，要是让哪个师兄师弟瞧见了多丢人，他赶紧操起板车把手，拉着他爹匆匆突出了围观的人群。
“哪么办？”坐在板车上的钱高粱脑子里反复转动着这个念头，仿佛一只蚊子飞进了他的脑壳，嗡嗡响着，就像那些法轮功练习者宣称的“转法轮”一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灰尘味、汽油味以及人身上发出的汗臭味儿。进城打工这么长时间，五十出头的钱高粱还是头一次这样消停地经过城市的马路，头一次发现城里的空气真像一口恶浊的大染缸，人泡在里面浑身发痒。虽然他的腿多半要瘫掉了，受伤的骨头和肌肉在皮肤下面腐烂的臭味儿越来越浓烈，自己都觉得恶心。可钱高粱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瑟缩着身子，老老实实地坐在板车上，由他儿子拉着，像拉着头一再降价都卖不出去的老牲口。
此刻，钱高粱由于脑子里正在思考着的事关“下一步”他们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而活了大半辈子，他才第一次切切实实地突然琢磨起自个儿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而且是在城里！对一个乡下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可笑？不，一点也不可笑！他摇摇头否定道。促使这位大字不识的跳丧鼓歌师破天荒琢磨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他的老板张大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