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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李敖:要把金针度与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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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
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
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
,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
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
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
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
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
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
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
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
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
,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
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
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
”,……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
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
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
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
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
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
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
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
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
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
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
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
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
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
“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
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
,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
、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
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
“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
,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
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
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
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
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
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
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
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
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
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
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
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
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
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
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
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
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
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
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
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
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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