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5期-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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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１９３７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做序，后者由朱自清做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陶。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大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涣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１９４４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对贵阳这件事，林斤澜一篇散文《亭子里的眼睛》也不约特意提到，“现在他父亲回归道山了”。可见林斤澜往心里去了。
叶至诚“回归道山”，林斤澜立即写《念至诚》发在《钟山》。旋又“无端觉得《念至诚》那篇文字，写得草率。无端以为那样的文字，不能让至善至美看见，更不用说叶圣老了。”林斤澜又写了一篇《再念至诚》，发表在《文汇报》上。
林斤澜说，他和叶至诚高晓声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叶至诚一家三代都认识，都觉得亲切。三代作家，三代好人。
１９５０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分手后，林斤澜即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后来转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叶至诚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参加土改。他作词《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叶兆言说，“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１９５６年春天，刚满３０岁的父亲已是省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妻子是江苏锡剧“皇后”姚澄。
可是，叶至诚不是当官的料子。他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大作家。
灾难很快降临到叶至诚的身上。陆文夫回忆道：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６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
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要求艺术变革（注意：并非变革政治！）的一群人，活生生被打成右派，打入另册！叶至诚在一个会上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摘掉帽子，这是照顾关系，他毕竟是叶圣陶的儿子。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畸形儿。但，“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容，最终一网打尽，无一逃离厄运。只是叶至诚有个容身单位，高晓声就一棍打死，一撸到底，遣送老家当农民，“土里刨食”。
南京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北京文联的秘书长也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林斤澜逃脱了，结论是：“没有材料。”
叶兆言说，“我生于１９５７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２０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又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摘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仕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做任何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林斤澜说，“文革”时，北京文联解散了，他在一个电影院里当了领座员。这个活比较轻松，今天看去有点滑稽，那时的电影绝不好看，要不然，领座员还真是一个美差呢。后来林斤澜调到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图书还没有你家多呢。”林斤澜便称病在家了。
我看到一则“文人轶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指公平交易。‘文革’中，林斤澜买扒鸡，付钱讫，售货员亢然高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林稍怔，见彼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曰：‘吃鸡不忘毛主席！’方得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一个工人作家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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