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5期-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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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１９９２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１９８５年小说集》的问题，他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１９８８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人喝彩。１９８１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离散，１９５０年，林斤澜到北京人艺去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叫《祖国的召唤》，写抗美援朝。当然稚嫩。这一年高晓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收四财》，叶至诚则别着驳壳枪土改。　
　　林昭则分配到《常州民报》当记者。　
　　“这是个才女，这是个烈女，这是个圣女，”林斤澜反复说。　
　　林斤澜再见林昭，是在１９５４年的北京。是年林昭以江苏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名教授游国恩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北大创办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林昭是编委。当时编委会成员阵容如下：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钟；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　
　　１９５７年，“风满楼”时刻，另一个编委张元勋遭到“左派”的批判。张元勋回忆：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有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当“左派”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毋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当然是右派。当年北大８０００骄子，竟有１５００人中计罹难。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啊，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　
　　她的妹妹彭令范回忆：“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炎，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许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林昭回上海不久，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　
　　她又遭逮捕。……恰好这时她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他父亲自杀身亡。　
　　林昭被判２０年徒刑。　
　　１９６２年，林昭因病保外就医。母亲和妹妹接她出来，但她死活不肯，抱着桌子腿，说：“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　
　　诚如林昭所说，年底她再度入监，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这回再没有出来。而在狱中的非人遭遇，人的良心还在，谁都为之哭泣！　
　　　
　　请看张元勋探监记载：　
　　……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连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连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可笑大敌当前。一边是决不苟活“悔过”的现代窦娥！　
　　张元勋记下林昭“遗嘱”：　
　　　
　　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不自由，毋宁死”的林昭果然被枪毙！谁也想不到的是，公安人员还要到林昭家里收取５分钱的子弹费！　
　　如此惨绝人寰的事，世人想不到，对祖国充满热爱的、想像力丰富的诗人林昭，她自己能想得到吗！　
　　她的妹妹实录当时情形：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５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５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林昭的母亲，不久冻死在雪地里，这是后话。　
　　１９８０年，林昭第一次平反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当时不论规格，类似自发。林斤澜凭“苏南新专”学生会主席身份，主持会议。林昭的舅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作为家属代表参加。那天，他分发了林昭诗集。——诗人邵燕祥介绍过她的诗，标题叫《血泊中的玫瑰花》。因为林昭狱中诗有这样的句子：“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后来北大也多次纪念她，钱理群和余杰都写下热血文章，那是后话。　
　　大约７０年代后期，林斤澜走到无锡，由高晓声带路去惠山，去寻找“苏南新专”旧址。５年后，林斤澜只身走到无锡，又一个人到了惠山。他“想去看看一个新坟，当年的才女，后来错划、错捕、错杀，新近平反安葬的林昭之墓。没有找到。”　
　　林斤澜说：“也曾商量营墓于无锡惠山，后来选定她的生身之地苏州灵岩山。两地都是天堂风光，都是适宜的，绝不会煞风景，倒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名堂也说不定，但那是以后的事……”　
　　墓是衣冠墓。家属被告知的，就是拿出５分钱，没有告诉骨灰在何处。　
　　对于林昭，林斤澜写下散文《玫瑰花》、《读〈心中永远的痛〉》和警世小说《五分》。《玫瑰花》中写道：　
　　……有想像力丰富的，主张刻上才女自己的小诗，意味深长，又别致脱俗。这个主张大家赞成了。　
　　刻上去的大约是首旧体诗：　
　　　
　　青磷光不灭，　
　　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　
　　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　
　　从知渲染难。　


母亲杨沫
老　鬼　
　　老鬼本名马波，１９４７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１９６８年冬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１９７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１９９０年应美国布朗大学之邀，在该校英语系写作中心做访问学者。１９９５年回国。主要著作：《血色黄昏》、《血与铁》等。　
　　　
　　一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１９３３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过年前张中行回香河和父母团圆去了，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５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