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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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席勒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他与歌德的第一次见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双方谨守礼貌，相当冷淡。也许因为冷家姊妹对歌德太过热情，也许因为歌德还沉浸在离开意大利的悲痛之中，也许因为歌德还未摆脱与夏露笛的感情纠葛，反正席勒对他们初次见面的评价相当负面：“我对歌德的印象十分崇高。在我们这次私人会面之后，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没什么改变。但我怀疑我们俩能否有一天成为密友。很多我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我希望和渴求得到的东西，歌德已经在他的时代中体验过了。他的天性从一开头就和我不一样，我们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也完全两样。因此，就这么见一面得不出什么确切和彻底的答案。以后会怎样，时间会告诉我们。”
实际上，从在斯图加特军校见到这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伟大作者开始，席勒就在努力争取歌德的青睐。他不仅倾慕歌德的才华和成就，而且深信与歌德交往会带给他精神的愉悦和收获。在这一点上，一生经常看错人的席勒却看对了，就像他看对了冷家姊妹。终于有一天，他们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著名的密友。但是，那一天要到六年之后的１７９４年才降临。在此之前，这两个德意志文坛巨星之间也像最普通的文人一样充满嫉忌与猜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乃普世真理，歌德与席勒亦可为证。
与歌德交往给席勒带来的挫折感之大，可以从半年后的１７８９年２月５日他从魏玛写给冷佳琳的信中看出来（这段话几乎被所有研究歌德与席勒关系的教授引用）：“据我所知、所见和所闻，歌德从未向任何人倾吐衷肠——凭他的精神感召和成千上万的各种关系，歌德赢得了无数的朋友、拥趸和崇敬，但他从不让他人真正接近自己，他从未向他人敞开心扉。我觉得，这种自恋的最高享受可能已经带给他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最大的幸福，但他自己却未必会因为这样的幸福而幸福。我不喜欢他的这一个性——我可不想变成他这个样子，就是靠近这样一个人我都会觉得不舒服。”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席勒对歌德的看法是多么复杂：作为一个文学天才，他无条件地敬佩歌德的高度，但作为一个十分想接近歌德的青年作家，他也深为歌德这种莫测高深、俯瞰众生的“神的姿态”所伤害。其实，当时在德国文坛，就这样被歌德一笑而过的，大有人在。比如当时的名作家杰恩·保罗（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对此就有非常痛切生动的描述。此是题外话。
我们作为席勒的仰慕者，今天能看到这些话，完全归功于冷佳琳。我因此而在一百多年之后仍然不停地通过文字想像她的美丽。如果没有这个美女，我们将根本不可能得知，像歌德和席勒这样“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同盟”（托马斯·曼），也曾经有过如此深刻的误解。而歌德和席勒的伟大，就在于他们五年后居然能用自己的天才搭起万丈金桥，成功地跨越如此深刻的误解鸿沟。这一点，席勒是有预感的，所以他在上面这封信中紧接着就说：“您还是暂时把这个评判放在一边吧。或者未来将让他靠近我们，或者更好，未来证明他是错的！”
席勒对歌德的嫉忌其实也尽有他自己的道理。歌德取得德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似乎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而席勒自己的文学成果却无一不是锤字炼句、呕心沥血之后辛苦得来。席勒能超越这一点而最终与歌德成为密友，绝非常人境界。
按照唯物史观，未嫁红颜跟学问一样都属于天下公器。所以当时德国难以抗拒冷家姊妹容颜的，并非仅有席勒和歌德。四面八方的追求者纷至沓来，多如过江之鲫。对这一点，席勒心知肚明。１７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从鹿市写给冷莎露的信中说：“您到处都可以找到比我强的男人，不过，我敢挑战任何人。他们没有谁比我更加爱惜您。”席勒与冷家姊妹的关系日益深入，对冷莎露的称呼也从刚开始相当礼貌的“宽容的小姐”变成了亲昵的“露卿”（Ｌｏｔｔｃｈｅｎ）。虽然在魏玛还有一大堆各色杂事要做，可席勒却一次次地推迟着归程。
此时席勒与歌德的关系连知己都称不上，可他们写情书的能力却互为伯仲。歌德与夏露笛的通信独步天下，而席勒与冷家姊妹同住鹿市小镇（比魏玛小多了，比夜郎国大点儿有限），而且他几乎每天都去冷家，可他还频繁地给冷家姊妹写信。正因为冷家姊妹，席勒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具有永久研究价值的信件，它们十足可以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璀璨的钻石。１１月１０日，在从鹿市写给冷莎露的信中，席勒充分表达了他找到钻石的惊喜：“一年前的今天，对我来说这世界上还根本没有您——现在我却无法想像没有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儿。……格于物议，这些日子里您无法更多地属于我，然而这却是我惟一的渴望。五点前我肯定来——只希望到时没人来打扰我们。”
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席勒乐不思魏玛。直到寒冬前来敲门，席勒才于１１月１２日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因为这一天冷莎露要出门去埃尔福特。劳燕分飞，却因了阮囊羞涩，不仅无法留住情人的脚步，甚至连挑明心迹都做不到，席勒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在离别的前夜，他给冷莎露写道：“您偷去了我的心，然而我却因这失窃而欣喜。您给我的花瓶装满了鹿市的夏天。再见！再见！如果不是您得准备明天开始的远行，我真想建议今天共同去散步——不过，还是算了吧。那注定将是一次忧伤的散步。还是让昨天的见面成为我们数月分离前的最后一次吧。您可以把关于您的消息寄到魏玛给我吗？这样我至少还可以在冥冥中追随您的灵魂的旅程。”
冷莎露第二天刚到埃尔福特，席勒发自魏玛的信就接踵而至：“今天，我第一次过着没有您的日子。昨天我还见到了您住的屋子，并与您呼吸着同一方空气……您今天离我近了三小时的路程，而我可以在三个半小时内到达您的身边。这安慰虽然很小，但幸好分离只是短暂的……也许您在这个时刻正想起了我——哦不，您在埃尔福特，您在那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不会让您想起我。不过当您坐在静寂的屋子里喝茶时，请记得想起我，并在心里希望我前来参与。”
炽热的信件，每天一封的频率，连中学生都知道这就是爱情。可席勒与冷莎露在信中都非常正式地保持着礼貌，互相以“您”来称呼，这就要归功于冷家爸爸的家教了。但一周后，席勒连着几天没收到冷莎露的信，这时他在信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大的焦虑和忧郁，都让他的爱情一览无遗。这段时间席勒的表现，深刻地写照了他对爱情——这种史上最强精神暴力的领悟：“爱情就是内心永恒的向往，向往与另一个造物合二为一，把它吞入自己体内，将它撕裂。”
席勒是对的。一个男人，绝不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逗留这么长时间。
除非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或者两个。
事实上，从第一次见面起，席勒就同时爱上了冷家姊妹。热情奔放的姐姐冷佳琳甫一见面便拿下了席勒的琴心，而清丽柔婉的妹妹冷莎露则彻底激发了席勒的剑胆。擅长坦白的席勒从未隐藏过一点：早已字人的冷佳琳从第一天起就是他“自己的人”。
然而，早在十八世纪，爱情就是需要资本的。何况１＋２的爱情。
席勒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同样，没有人比冷家姊妹更了解冷家的家底儿。“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冷佳琳比冷莎露还要关心席勒婚后的生活。她知道，冷家给冷莎露的陪嫁绝不够他们婚后的日常开销。
而英雄席勒知道，仅凭他的稿酬，他是养不活老婆的。养活老婆，是英雄的最基本定义之一。所以古语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却不说“一文钱难倒孙二娘”。
虽然有两个世纪横亘其间，但说到文学的遭遇，那时的情形跟现在委实也相差不多：作家找情人很容易，找老婆却极困难。席勒虽是名满德国的青年作家，奈何那时的江湖上早已口耳风传：“作家是养不活老婆的！”
席勒于此有惨痛的教训。１７８５年秋冬，在认识冷家姊妹之前，他爱上了曼海姆书商史万恩（Ｓｃｈｗａｎ）的女儿史玛嘉（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ｅ Ｓｃｈｗａｎ），并在远赴莱比锡投奔克尔纳之前正式向史万恩提出想娶史玛嘉。
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在席勒成名之前就深知并欣赏他的才华，此人必是史万恩。席勒的成名作《强盗》正是在史万恩的建议下毁弃了已印好的第二稿，并按他的建议重写第三稿，这才在曼海姆剧院首演大红，助席勒登上了德国文学的大舞台。可以说史万恩就是席勒的伯乐。但伯乐却干脆利落地当场一口回绝了席勒，理由是他的女儿天生不适合做席勒夫人。这时，他根本还没问过他女儿呢。
他不问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知道只要一问，史玛嘉肯定满口答应。身为人父，他能不知道女儿多么倾心于席勒的才华横溢？第二、身为书商，他就是靠作家吃饭的。所以，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作家通常养不活老婆。
作为伯乐，他深知席勒的盖世才华。作为父亲，他担心女儿出嫁后饿饭。
伯乐在与父亲的交战中一触即溃，铩羽而归。史万恩就这样辣手剥夺了一无所知的史玛嘉成为席勒夫人的机会。以席勒最终赢得德国文学史万年老二的历史地位来看，即使从商人的角度说，史万恩的战略投资决定显然也很难称为正确。
史玛嘉后来嫁与某芸芸众生，并不幸死于生产。此事让席勒终生耿耿于怀。
认识了冷家姊妹的席勒，依然还是一个基本上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名作家。直到１７８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他被歌德荐为耶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经济状况仍无起色，因为，他这个教席没有薪水！
贫穷妨碍结婚，却并不妨碍恋爱。席勒被日耳曼绝世狂人尼采称为“道德的号兵”，可在与冷家姊妹的关系上，他不仅根本不像个“号兵”，简直跟“道德”——起码是我们常人所标榜的那种“道德”——都相距甚远。１７８９年２月１２日，他在魏玛写给冷莎露的一封信中成为他这种非道德思想的铁证：“此外我觉得，除了佳琳给我留下的后门儿之外，也可以想像有这样的情形：由非凡之火烘托的爱情也能通过它自身——作为内心的整体——脱弃道德而给人留下至深印象。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恋爱中的人不受任何审判。只有爱情法律位于他的行动之上。那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在这个存在中，很多其它的义务，很多其它的道德标准均不再适用于他。”
这是席勒——这个“恋爱中的人”——发自内心的话。他这段春秋笔法要说的是：他同时爱上冷家姊妹这件事，虽然“脱弃道德”，却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很多其它的道德标准均不再适用于他”。
１７８９年９月１０日，在这个写入德国文学史的周四晚上，席勒提笔给冷莎露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情书。这是对那个“更高的存在”——那个席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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